- 一去二三里古诗原文赏析 推荐度：
- 相关推荐
《一去二三里》古诗赏析
赏析通过鉴赏与分析得出理性的认识，既受到艺术作品的形象、内容的制约，又根据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经验、艺术观点和艺术兴趣对形象加以补充和完善。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一去二三里》古诗赏析，欢迎大家分享。
内容：
唐白居易
江南好，
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注释：
忆江南：据《乐府杂录》，此词又名《谢秋娘》，系唐李德裕为亡姬谢秋娘作。又名《望江南》、《梦江南》等。分单调、双调两体。单调二十七字，双凋五十四字，皆平韵。《忆江南》共3首，这是其中的第一首。
曾：曾经。
谙：熟悉。
江花：江边的花。胜，一作“似”。
蓝：蓝草，其叶可制青绿染料。此指蓼蓝。《旬子劝学》：“青出于蓝而青于蓝”。
译诗：
江南美啊，对我来说江南的美景曾经是那么的熟悉。灿烂的阳光把江畔的野花照耀得比火还要红，春天的江水如蓝草一样碧绿清澈。这样的景色让我怎能不常常回忆呢?
作者简介：
白居易(公元772-846)，字乐天，自号醉吟先生，亦称香山居士。其先太原(今属山西)人，后迁居下邦(今陕西渭南东北)。贞元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年间任左袷遗及左赞善大夫。后因上表请求严缉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凶手，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长庆初年任杭州刺史，宝历初年任苏州刺史，后官至刑部尚书。是杜甫之后，唐朝的又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是唐代诗人中作品最多的一个。在文学上，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含为事而作”，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其诗语言通俗，相传老妪也能听懂。常与同年元稹酬咏，号元白。也常与刘禹锡酬咏，号刘白。他曾将自己的诗分为四类：讽谕、闲适、感伤、杂律。他本人最得意，价值也最高的是他的讽谕诗。他的讽谕诗主要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一、广泛地反映人民的苦难。这其中有同情农民的作品，如《杜陵叟》，也有哀叹妇女命运的悲歌，如《上阳白发人》、《后宫词》等。二、深刻地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如《卖炭翁》、《红绒毯》等。有《长庆集》诗二十卷，《后集》诗十七卷，《别集补遗》二卷。今编诗三十九卷。
赏析：
忆江南(全)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古语云，言而无文，行而不远。白居易的忆江南词从写成，流传至今，已是一千多年，而且还将一直流芳百世，那么这寥寥数语，文在何处?如何能“行”如此之远呢?
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刺史，在杭州呆了两年，后来又担任苏州刺史，任期也一年有余。在他的青年时期，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应该说，他对江南有着相当的了解，故此江南在他的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象。当他因病卸任苏州刺史，回到洛阳后十二年，他六十七岁时，写下了这三首忆江南，可见江南胜景仍在他心中栩栩如生。
要用十几个字来概括江南春景，实属不易，白居易却巧妙地做到了。他没有从描写江南惯用的“花”、“莺”着手，而是别出心裁地从“江”为中心下笔，又通过“红胜火”和“绿如蓝”，异色相衬，展现了鲜艳夺目的江南春景。异色相衬的描写手法，在大诗人杜甫的诗里常常可见，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两种不同的颜色互相映衬，使诗意明丽如画。白居易走的也是这条路，从他的诗里也可见端倪，“夕照红于烧，晴空碧胜蓝”、“春草绿时连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因而江南的春色，在白居易的笔下，从初日，江花，江水之中获得了色彩，又因烘染、映衬的手法而形成了我们想象中的图画，色彩绚丽耀眼，层次丰富，几乎无需更多联想，江南春景已跃然眼前。
既是“能不忆江南”，那么杭州这个白居易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是什么给他的感受最深呢?古籍载：“杭州灵隐寺多桂。寺僧曰：‘此月中种也。’至今中秋望夜，往往子堕，寺僧亦尝拾得。”既然寺僧可以拾得，那么看起来，白居易做杭州刺史的时候，很有兴趣去拾它几颗，也似多次去灵隐寺寻找那月中桂子，正好欣赏三秋月夜的桂花。白居易是诗人，自然不乏浪漫的气质，在八月桂花暗飘香的月夜，徘徊月下，流连桂丛，时而举头望月，时而俯首细寻，看是否有桂子从月中飞堕于桂花影中。这是何等美丽动人的一副画面。一个寻字，而情与景合，意与境会，诗情画意，引人入胜。
也许，月中桂子只是传说，那么钱塘潮奇观确实是存在的。寻桂子不一定能寻到，潮头却是真正看得到的感受极深的景观。钱塘江自杭州东南流向东北，至海门入海。钱塘潮每昼夜从海门涌入，特别壮观。钱塘潮在每年中秋后三日潮势最大，潮头可高达数丈，正因为如此，所以白居易写他躺在他郡衙的亭子里，就能看见那卷云拥雪的潮头了，趣意盎然。上句写跑去寺里寻找那美丽的传说，下句写自己悠然躺在床上看澎湃的钱塘潮，一动一静，从中我们可以一窥作者内心蕴涵的种种心理活动，也许可以感受到杭州的难忘。
第三首，写的是苏州。吴酒一杯春竹叶，也许有人会说，竹叶青并非是吴酒啊，这是怎么回事呢?一来，竹叶是为了与下句的芙蓉对偶，二来，“春”在这里是形容词，所谓春竹叶并非一定是指竹叶青酒，而是指能带来春意的酒。白居易在另一诗里就有“瓮头竹叶经春熟”的说法，而且白居易所在的中唐时代，有不少名酒以春字命名，如“富水春”、“若下春”之类。文人大多爱酒，白居易应该也不例外，喝着吴酒，观“吴娃双舞”犹如醉酒芙蓉的舞姿。“娃”者，即是美女，西施就被称为“娃”，吴王夫差为她建的房子就叫“馆娃宫”。也许白居易这样写，就是出于对西施这位绝代佳人的联想吧。十多年后，他在洛阳，回忆起当年饮酒观舞，不禁叹道：“早晚复相逢?”。早晚，是当时的口语，意思就是何时。
三首词，从今时，忆起往日，最后又回到今天，从洛阳到苏杭，从今日直至十多年前的往事，今、昔、南、北，时间，空间都有极大的跨度。白居易身在洛阳，神驰江南，抚今追昔，无限深情地追忆最难忘的江南往事，使自己得到了一定的精神满足。而我们今日读此词，则因为白居易的出色描写，也能得到某种精神满足，不知当时白居易是写给自己回忆的，还是留待后人欣赏的，你觉得呢?
人物生平
出生乱世
白居易画像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的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河南便发生动乱，藩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白锽卒于长安，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建中元年（780年），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建中三年（782年），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人送往宿州符离安居。建中四年（784年），因中原发生二帝四王之乱，白居易家又逃到越中。贞元二年（786年），白居易在江南得知有进士科，便刻苦读书。他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都白了。
贞元七年（791年），他回到符离。后白季庚升任襄州别驾，他随父至襄阳。贞元十年（794年），父亲死于襄阳，白居易回符离，为父守丧。贞元十四年（798年），其兄白幼文出任饶州浮梁县主簿，他随兄至浮梁，而其家迁往洛阳。贞元十六年（800年），自浮梁至洛阳省母。贞元十八年（802年）入长安，同年冬参加吏部举行的书判拔萃科，翌年与元稹等一起登第，授秘书省校书郎。贞元二十年（804年），他将全家搬到关中，定居下邽县义津乡金氏村。
仕官生活
白居易拱谒画像
806年，白居易罢校书郎。同年四月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授盩庢县（今西安周至县）尉。807年，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808年任左拾遗，迎娶杨虞卿从妹为妻。810年改任京兆府户部参军，811年母亲陈氏去世，离职丁忧，归下邽。814年回长安，授太子左赞善大夫。
任左拾遗时，白居易认为自己受到喜好文学的皇帝赏识提拔，故希望以尽言官之职责报答知遇之恩，因此频繁上书言事，并写大量的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希望以此补察时政，乃至于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白居易上书言事多获接纳，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宪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李绛认为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劝谏宪宗广开言路。
贬谪江州
白居易半身像
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其后白居易又被诽谤：母亲看花而坠井去世，白居易却著有“赏花”及“新井”诗，有害名教。遂以此为理由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818年，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至江州与白居易相聚。当白居易被任命为忠州刺史时，白行简也一同与兄长溯江而上。途中与元稹相遇于黄牛峡，三人相游之处被称为三游洞。在忠州任职的时间，白居易在忠州城东的山坡上种花，并命名此地为“东坡”。同年冬，被任命为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刺史，819年到任。820年夏，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
白居易的母亲虽因看花坠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许多咏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纪录，新井诗作于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诗今已失传），可见此事不能构成罪名。他被贬谪的主因，很可能与他写讽谕作品而得罪当权者有关。贬谪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以“兼济”为志，希望能做对国家人民有益的贡献；至此之后他的行事渐渐转向“独善其身”，虽仍有关怀人民的心，表现出的行动却已无过去的火花了。然而白居易在江州虽不得志，大体上仍能恬然自处，曾在庐山香炉峰北建草堂，并与当地的僧人交游。
任职苏杭
清代三十六诗仙图卷之白居易
820年冬，转任主客郎中、知制诰。821年，加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绯色朝服，（绯色即朱色，为五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转上柱国，又转中书舍人。822年，白居易上书论当时河北的军事，不被采用，于是请求到外地任职，7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10月到任。任内有修筑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绩。824年5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秋天至洛阳，在洛阳履道里购宅。825年，被任命为苏州刺史，5月到任。826年因病去职，后与刘禹锡相伴游览于扬州、楚州一带。
在杭州刺史任内，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决杭州人饮水问题。又见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与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响。离任前，白居易将一笔官俸留在州库之中作为基金，以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公务上的周转，事后再补回原数。当这笔基金一直运作到黄巢之乱时，当黄巢抵达杭州，文书多焚烧散失，这笔基金才不知去向。
西湖有白堤，两岸栽种有杨柳，后世误传这即是白居易所修筑的堤，而称之为白公堤。事实上这道“白堤”在白居易来杭州之前已存在，当时称为“白沙堤”，且见于白居易的诗作之中。
当白居易在杭州时，元稹亦从宰相转任浙东观察使，浙东、杭州相去并非太远，因而二人之间有许多往还的赠答诗篇。当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编成《白氏长庆集》五十卷。
在苏州刺史任内，白居易为了便利苏州水陆交通，开凿了一条长七里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简称“山塘街”。
晚年去世
白居易石刻像
827年，白居易至长安任秘书监，配紫金鱼袋，换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828年，转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829年春，因病改授与太子宾客分司，回洛阳履道里。830年12月，任河南尹。831年七月元稹去世。833年，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宾客分司。835年，被任命为同州刺史，辞不赴任，后改任命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封冯翊县侯，仍留在洛阳。839年10月得风疾。841年，罢太子少傅，停俸。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领取半俸。
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闲适”的生活反映自己“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而844年，73岁的白居易出钱开挖龙门一带阻碍舟行的石滩，事成后作诗《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留念，诗中仍反映出他“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阳的履道里第度过，与刘禹锡唱和，时常游历于龙门一带。作《池上篇》、《醉吟先生传》自况。845年，白居易74岁，尚在履道里第举行“七老会”，与会者有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与白居易；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满、李元爽，画成“九老图”。白居易晚年笃信佛教，号香山居士，为僧如满之弟子。
安逝洛阳
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于洛阳，享年75岁，赠尚书右仆射，谥号“文”，葬于洛阳香山。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长庆集》，共有七十一卷。
主要成就
官场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文学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一去二三里》古诗赏析】相关文章：
一去二三里古诗原文赏析03-14
《一去二三里》教学设计02-06
《一去二三里》教学设计02-23
《一去二三里》课后反思03-09
一去二三里的教案设计08-25
《一去二三里》课后反思2篇04-04
一去二三里的教案设计14篇08-25
一去二三里的教案设计(14篇)08-25
一去二三里的教案设计集锦14篇09-07
一年级《一去二三里》语文教学设计0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