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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祝福》中我的心理描写

时间：2022-03-30 09:35:06 祝福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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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祝福》中我的心理描写

　　鲁迅《祝福》中的“我”并不是鲁迅自己，而是利用“我”来阐述故事，“我”在讲述他人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讲述鲁迅自己的故事。接下来小编搜集了鲁迅《祝福》中我的心理描写，欢迎查看。

鲁迅《祝福》中我的心理描写

　　鲁迅《祝福》中我的心理描写

　　①“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新党……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屋里”

　　与封建思想、封建宗法制度的捍卫者——鲁四老爷话不投机，以及祥林嫂的话“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可以看出“我”是一个远离闭塞、衰败和萧条的鲁镇社会环境，基本上摆脱了封建思想和封建道德观念禁锢的知识分子。

　　②“我在极短期的踌躕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吧”从而吞吞吐吐回答了“也许有”，听到祥林嫂说“那么，也就有地狱了？”引起我的吃惊，只得支梧着“也未必”，在祥林嫂的紧逼下“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我即刻胆怯起来了“我也说不清楚”

　　我们仔细品来，不难发现“我”是站在祥林嫂的角度上考虑问题、回答她的。第一句“也许有”是“我”为了减轻她的苦恼，在安慰她，但这给祥林嫂似疑实断的答案，对其“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冲击，若有的话，她就的接受“宣判”，免不了遭受更大的苦痛与恐怖了。在“我”意识到前面的回答给祥林嫂增添了苦恼时，赶紧含混其辞说“也未必……谁来管这事”，希望减轻她的苦恼。可“祥林嫂”由此想到死后的痛苦，更加深了苦恼。“我”又不得以改口，还是含混其辞“我也说不清楚”，从而在祥林嫂心灵上掀起了更大的波澜，这无法解答的问题，更成为祥林嫂无法解脱的沉重包袱，可以说这客观上加速了祥林嫂悲剧的到来。在“我”善意的动机下，体现的是“我”的软弱无力。

　　③“我”回答了祥林嫂关于灵魂的有无的问话之后“心里很是觉得不安逸。自己想，我这答话怕于她有些危险……又因此发生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

　　“‘死了？’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

　　从这些话语中，可以看出“我”对祥林嫂是抱有极大同情心的，祥林嫂的惨死着实使“我”惊慌与紧张，或者说是为此而痛苦了一番。

　　④“然而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并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说不清’和他之所谓‘穷死的’的宽慰，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还似乎有些负疚。”

　　预料中而又不愿发生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但“我”的惊慌、紧张、同情或者说是痛苦，“只是暂时的事”，很快“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有些负疚，并且为了卸去这偶尔的负疚感，“我”决计要离开鲁镇了。这充分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道德上同情弱者，但思想上迷茫无助、精神上软若动摇、潜意识里想逃避现实的现实矛盾。

　　⑤“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光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欣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我”，一个知识分子，亲眼目睹了祥林嫂悲惨的一生，内心充满了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无限愤懑之情，作者运用了反语，在“我”之“懒散”且“舒适”的背后，隐藏的是深深的悲伤与内疚，是“我”无力改变现实的自我嘲讽。

　　鲁迅《祝福》中“我”的作用

　　在《祝福》里，“我”在“祝福”的前夜回到鲁镇，却“早已决计要走”的，因为对“我”一个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来说，现实的鲁镇社会如此陌生，自己早已被排斥在外，在新年的“祝福”中乞求来年的好运气是他们的事，与“我”毫不相干。身在故乡却有一种陌生感，“我”注定是一个“失去精神家园的漂泊者”。况且，鲁四老爷“俨然的脸色”和“不很留”，使“我”感到自己的不合时宜，所以这次归来并不打算久留。正当“我”“决计要走”时，祥林嫂出现了。接下来，作品一面展开祥林嫂“有无灵魂”的发问在“我”精神世界里激起的波澜；另一面，通过“我”的回忆、耳闻目睹和所感所想把祥林嫂的故事串联起来。

　　在这里，以“我”为叙述者首先是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鲁迅小说对传统小说的革命首先就是对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的突破，他的小说多采用限制叙述，将作者与叙述人明显剥离开来。在第一人称叙述中，叙述者通常情况下即指作品中的“我”，这个“我”是故事中人，而不是置身故事之外的作者。在《祝福》中，作者选择“我”作为叙述人，而不用其他人，如鲁四老爷、四婶等，这是为什么？因为作者对故事里的其他人物，即使是生活在祥林嫂周围、对她异常熟悉的人都持以不信任态度，即不能把叙述的任务交给他们。“不信任，不一定是不尊重，而是认为他们没有可能或没有能力把身边发生的事情依照作者需要的方式叙述出来。”在鲁镇，没有人真正关心祥林嫂的不幸；而祥林嫂，一个礼教道德的牺牲品，长期的封建压迫和禁锢，折磨得她像一个木偶，根本没有能力诉说自己的不幸和痛苦。这些冷酷、麻木、愚钝的灵魂，感受不到人情的冷漠、世态的炎凉和社会的黑暗，也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他们注定担当不起故事叙述人的角色。所以，作者只能把叙述的任务交给“我”熟悉故乡、远离传统社会和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只有“我”能够站在更高的视点上，以理性精神来认识和思索祥林嫂悲剧的实质及其社会意义。不仅如此，“我”站在这个远距离的视点上，还以悲悯的眼光注视着作品里的所有人物和发生的所有事件，把鲁镇社会这个祥林嫂悲剧的罪魁祸首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祥林嫂的不幸在鲁镇引不起真正的理解与同情，这种表面上的麻木、混沌，显示了鲁镇人们人性的残忍。

　　“我”在这里的作用就是：不但成为鲁镇社会与小说人物活动的摄像机，而且能准确审视祥林嫂悲剧命运。同时，作者无时无刻不在解剖知识分子的灵魂。

　　鲁迅关注知识分子问题，是因为他把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整个社会改革联系起来，把他们看作思想启蒙的主体，希望他们肩负起改革社会的重任。而“五四”时期这些觉醒的知识分子本身还有很多弱点，他们必须正视自我，克服自身的弱点和不足，才能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如《祝福》《故乡》《一件小事》等，这就为作者不断解剖知识分子的灵魂提供了机会。所以这些作品中的“我”便承受着精神的折磨，不断地进行着自我灵魂的解剖。

　　在《祝福》中，面对祥林嫂“有没有灵魂”的发问和惨死，“我”发现了自己与鲁镇社会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祥林嫂无意中扮演了一个灵魂审问者的角色，令“我”招供出了灵魂深处的软弱与浅薄。在祥林嫂的一再追问下，“我”没有勇气正面回答，而只以“说不清”三个字来搪塞，此后匆匆逃走，在不安与不祥中度过了一夜。在“我”预料中又不愿发生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祥林嫂的惨死令“我”诧异和惊慌，但这种精神的危机“只是暂时的事”，很快“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有些负疚，并且为了卸去这偶尔的负疚感，“我”已决计离开鲁镇。

　　一个有新思想的知识者尚且表现得如此冷漠和无动于衷，下层民众的态度可想而知，这更反衬出祥林嫂的不幸和社会的无情。这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诚的自我解剖。

　　扩展资料：鲁迅的《祝福》中周围人们的心理

　　（一）祥林嫂:

　　生活在旧中国的勤劳、善良、坚强的劳动妇女的形象，同时又是一个被践踏、被愚弄、被委弃的典型。

　　祥林嫂没有姓氏，比丈夫大十岁(封建宗法制度的牺牲品)。她在鲁四老爷家担负着沉重的劳役: “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反而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也白胖了”。这与她刚逃出村来时的青黄脸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并反衬她在丧夫之后，在婆婆家难以忍受的待遇，暗中写出了她出逃的原因。希望凭借劳动换取起码的生活，寻求一条挣扎下去的活路。鲜明地揭示她勤劳、淳朴、坚韧的性格，以及在生活道路上的挣扎。后来，她又被当作赚钱的货物卖到深山野坳里(贺老六家)，由于受“寡妇守节”这种封建伦理观念的影响，而且不知道今后过的会是怎样的生活，因此，毅然在香案上撞破了自己的额头，来表示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

　　祥林嫂第二次来到鲁镇帮工，四婶对她不满，鲁四老爷更嫌她是一个“伤风败俗”的女人，这使她感到痛苦与迷惑。她不时地向人们诉说着自己不幸的遭遇，甚至把积存的工钱到土地庙捐了门槛，认为以此可以赎免“罪孽”，可是，四婶仍旧不让她在祭祀时沾手。就这样，她最后的一星半点的希望也破灭了，从此，她全然陷入绝境。

　　祥林嫂临死向“我”提出三个问题，是对灵魂的有无表示怀疑。她希望人死后有灵魂，因为她想看见自己的儿子；她怕人死后有灵魂，因为她害怕在阴间被锯成两半。这种疑虑是她对自己命运的疑惑，这种疑惑、这种无可解脱的矛盾，使她在临死前受到了极大的精神折磨，最后悲惨地死去。

　　《祝福》通过“嫁而守寡，寡而再嫁，嫁而再寡”这三个特定情节成功地塑造了祥林嫂这个典型的悲剧形象。从她一生的悲惨遭遇中，可以清楚看到:封建制度正是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条无形的绳索把祥林嫂活活勒死的；族权强迫她改嫁，夫权剥夺她做人的资格，神权摧毁她的心灵，政权是这一切罪恶活动的总后台。

　　祥林嫂的遭遇，正是旧中国千百万劳动妇女悲惨遭遇的鲜明写照，作者正是通过对这一典型人物的塑造，对吃人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进行深刻揭露和有力抨击的。

　　（二）鲁四老爷

　　鲁四老爷是剥削人民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是封建礼教的顽固维护者，是迫害祥林嫂的元凶。作者先交代他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他大骂新党。骂祥林嫂是个“谬种”，这说明他是封建礼教的卫道士；接着，写他书房里的陈设，勾勒出他道貌岸然的伪善面孔。其实，他的这种伪装，已在憎恶、诅咒、迫害祥林嫂的同时，自己剥得干干净净了，暴露出极端凶残、冷酷、自私的本质。这样前后对照，互相映衬，不仅深刻地揭示了鲁四老爷这类人物的主要特征，而且收到了极好的讽刺效果。

　　（三）祥林嫂的婆婆

　　祥林嫂的婆婆由于婆婆要把她嫁到深山野林里去和大伯收屋使她不能生活下去，如果不是这种人身的迫害和生活的威胁，祥林嫂或许不致得到这么悲惨的结局。可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存在那么长，统治阶级的思想弥漫整个社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形成一种成见，他们有意无意地为封建宗法思想散布影响，织成了统治阶级思想意识的罗网。

　　（四）柳妈

　　柳妈是个深受封建礼教和迷信毒害的小市民。她同祥林嫂一样也是一个受压迫的劳动妇女。她是一个“善女人”，她讲阴司故事给祥林嫂听，完全出于善意，从主观上讲，她想帮助祥林嫂找到“赎罪”的办法，救祥林嫂出苦海，这是她作为女性善良的一面。但是，由于她受封建迷信思想和封建礼教的毒害极深，她把地狱、天堂、灵魂之类的邪说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信条，当作挽救祥林嫂的灵丹妙药，从而给祥林嫂造成无法支撑的精神负担，把祥林嫂推向更恐怖的深渊。祥林嫂在向“我”询问有关“灵魂的有无”之后，在祝福声中寂然死去，柳妈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说明用封建迷信来挽救祥林嫂是行不通的，柳妈受封建迷信思想和封建礼教的毒害是可悲的，而她又将这些思想灌输给祥林嫂，祥林嫂命运的悲剧性就更加增强了。另外，柳妈对祥林嫂被卖改嫁反抗时头上留下的伤疤，采取讥讽、奚落的态度，讥讽、奚落中还带有几分诡秘，把玩味别人的苦痛作为自己的享乐。这是当时中国农村妇女令人极其生厌的一面，而在柳妈的身上却表现得琳漓尽致。而且因为她发现祥林嫂头上的伤疤，好像哥仑布发现新大陆一样，使“许多人都发生了新趣味，又逗她说话了，至于题目，那自然是换了一个新样，专在她额上的伤疤。”从这里看，柳妈是一个罪魁祸首。“别人的笑容和声调”使祥林嫂“总是瞪着眼睛，不说一句话，后来连头也不回了”，祥林嫂在别人的讥讽、嘲笑中，内心有无法言表的痛苦。由此可以看出，柳妈给祥林嫂带来的心灵创伤是双重的。

　　（五）卫老婆子

　　卫老婆子是一位利欲熏心、毫无人情味、虚伪狡黠的中人形象。她以介绍人打工为职业，从中谋利。即使对祥林嫂这样一个善良、安分耐劳、命运悲惨的人，也把她当作自己谋取金钱的工具，即使对鲁四老爷这样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她为了拿到祥林嫂婆婆的一点施舍，也敢于欺骗，合伙将祥林嫂劫走，她认为祥林嫂被卖给贺老六是“交了好运”。在鲁镇，她奔走于大户人家和穷困潦倒人家之间，凭借一张能说会道的嘴，貌似有同情、怜悯之心，活得有滋有味。因为她被金钱所迷、被封建礼教所缚，不能认识自己的所作所为实为封建统治者的奴才勾当，她认为自己在鲁镇能左右逢源，能说会道，且会挣钱，是一个能人。实际上，她被金钱和礼教吞噬了灵魂，而同时又帮着封建礼教吞噬任何一位她认为有可能被吞噬的人。祥林嫂被四婶赶出家门，卫老婆子再也不来帮她介绍打工的人家了，因为她认为祥林嫂再也没有能力充当她赚钱的工具。因此，卫老婆子和祥林嫂之间纯粹是一种金钱关系，卫老婆子命运的悲剧性更显示祥林嫂命运的可悲。

　　（六）四婶

　　四婶是一位备受歧视而又剥削、歧视别人的女性形象。她作为鲁镇大户人家的女主人，沾了富人家的光，又有一种自得其乐的优越感。她雇用打工人，剥削自己的同胞，自己享受，看来过得逍遥自在。实际上，她的命运同样是悲惨的，她作为虚伪、保守的鲁四老爷的妻子，除生活在鲁四老爷的歧视之下外，她作为当时中国女性仅有的一点同情心、善良、耐劳的一面也被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吞噬了。如果说第一次雇用祥林嫂还有她一点虚假的同情心的话，第二次雇用祥林嫂连一点同情心也没有了，因为她常常提起祥林嫂只是“因为后来雇用的女工，大抵非懒即馋，或者馋而且懒，左右不如意”，只有祥林嫂是她最满意的雇工。祥林嫂又一次送上门来，从她心理说，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可是祥林嫂第二次来鲁镇的表现，使她大失所望，祥林嫂的劳动不能带给她轻松自在，她在鲁四老爷的指使下，不让祥林嫂参与祭祀的事，自己要在祝福时忙碌。最后，她对祥林嫂表现出她的极大不满，祥林嫂的悲惨遭遇再也不能使她的“眼圈有些发红”，再也唤不起她的同情心，因为祥林嫂没有能力充当劳动的工具了。四婶认为祥林嫂在她家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了，最终将她赶出家门。即使祥林嫂在祝福声中悲惨地死去之后，她还和鲁四老爷异口同声大骂祥林嫂为“谬种”。四婶所受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毒害是最深的。作者描写她与祥林嫂之间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一旦这种关系不存在，祥林嫂在她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她是当时中国农村妇女中剥削意识浓厚者的化身，同时又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即使是鲁镇大户人家的女主人也难逃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吞噬的命运，那区区祥林嫂又怎能逃脱封建礼教的魔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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