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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散文赏析（通用6篇）
汪曾祺或许就是达到了这种淡泊的温厚，当然这也是一种智慧的象征。他在《老年的爱憎》中讲到“通达”，认为这是对世事看得很清楚，很透彻，不太容易着急生气发牢骚的状态。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汪曾祺散文赏析，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汪曾祺散文赏析 篇1
汪曾祺是迄今为止争议最小的当代作家：他的美学气质、作品的审美价值、文学史意义得到评论界、创作界的一致肯定。他以散文笔调写小说，写出了家乡五行八作的见闻和风物人情、习俗民风，富于地方特色。作品在疏放中透出凝重，于平淡中显现奇崛，情韵灵动淡远，风致清逸秀异。他的小说《受戒》、《大淖纪事》、《陈小手》都是当代文坛的经典名篇，对于他的小说吸收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京派小说风范评论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且他的小说那种淡泊恬淡的田园感受，也让很多读者流连忘返。我个人就非常喜欢他的小说，比如看过《受戒》脑子里经常会浮现小和尚和一个小姑娘坐在穿上的画面，也经常会想到两个天真少年在岸边留下的那一对小脚丫。今天我们就来重点探讨一下他的散文。
汪曾祺的散文大多数都写得随意感性又兴致盎然，更接近通常意义上的随笔。汪曾祺的作品多是随随便便、任心闲话、兴之所至的的闲话。他自己曾说，散文是一个大类，也说自己实在无法区分散文和随笔，于是将自己作品中稍长的称为散文，短的称为随笔。——《汪曾祺散文随笔集》自序。他的散文题材非常广泛：个人经历、天文地理、民情风俗、饮食男女、街头巷议、人生世相、文坛曲艺等等无不可以入文。《文集自序》“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他认为散文是一种见性情，见人品，见功底的文体。
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境的淡泊和对人情世故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其实“随缘任运”是汪曾祺所有作品体现出来的一种风格。代表的有《随遇而安》、《猴年说命》、《平心静气》、《觅我游踪五十年》、《我的创作生涯》、《自报家门》、《认识到和没有认识到的自己》、《老年的爱憎》等。他在《随遇而安》中开篇就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的一生就更平淡了。”这是对过去苦难的一种淡泊的心境，接着文章中既无凄楚之词，亦无愤懑之声，倒是写了在下放劳动过程中接触到的民情乐趣。他说“批判是一出荒诞戏剧，每一个上场的人都只是角色。”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清醒。张爱玲曾经说过“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而且也有这样一句名言：“眼因流多泪水而愈清明，心因饱经忧患而愈温厚。”
汪曾祺或许就是达到了这种淡泊的温厚，当然这也是一种智慧的象征。他在《老年的爱憎》中讲到“通达”，认为这是对世事看得很清楚，很透彻，不太容易着急生气发牢骚的状态。而且他也区分了通达和冷漠、悠闲，他说“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不动感情的人，我不喜欢那种口不臧否人物，决不议论朝政，无爱无憎，无事无非，胆小怕事，除了猪肉白菜的价钱什么也不关心的离退休老干部。”我们阅读感受的确是“淡”的，但同时汪曾祺的血脉又是“不淡”的，汪曾祺的淡泊和通达是一种人生境界，是一个蔼然仁者的风范。正如他形容自己的恩师沈从文的话：“淡泊不是人的品德，而是一种境界”。汪曾祺的随缘任运还表现在他热衷于回忆童年的生活：童年是一个长长的节日，金色童年是所有不幸的成年人的天堂。而且他说：“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作家，童年生活是起决定作用的。”他在回忆自己童年的天真无邪的生活时永远清澈纯美，反映了整个人的生活态度，无论经历什么，都不虚无、不绝望。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蛐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很黏。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我想汪曾祺吸引我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时刻在追求着一种快乐、幸福的生存状态，返朴归真、情趣盎然
汪曾祺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希望溶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散文方面表现在《泰山片石》、《翠湖心影》等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崇高、伟大的近似偏激的情绪。“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汪曾祺坦言“我的感情无非三种：忧伤、欢乐和嘲讽”这与他追求的和谐也是十分合拍的。三种感情都很温和。他在《我是一个中国人》中谈到，“我是一个中国人，那么就必须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用一句话概括我的思想：“我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这首先表现在对人的尊重上，汪曾祺这样解释自己的人道主义，即“用充满温情的眼睛看人，发掘普通人身上的美和诗意，努力去感觉周围生活的生意盎然，怀着碧绿透明的幽默感”比如他的《多年父子成兄弟》和《我的祖父祖母》祖父给自己的'儿子和孙子讲自己年轻时的一段风流韵事，讲的老泪纵横。“因此我觉得我的祖父是个人”以及他在作品中写到的平民百姓，甚至包括他写的家常小吃。就这样于平淡朴实的生活中写出人生的哲理。
汪曾祺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有许多民俗文化背景，比如《受戒》里的庙，《大淖记事》里的大淖等，这些环境和人文民俗都构成了作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至于他的散文中就更多了，他写了故乡的历史文化名人，故乡的乡亲，故乡的庙宇，故乡的河湖，故乡的元宵节等节日风俗，故乡的特产，故乡的野菜等等，而且他也写了好多自己去过的地方的风俗，比如昆明，比如张家口，甚至美国，他说：“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是怎样写出来的》他称自己是“通俗抒情诗人”，他写的清风白水、竹篱茅舍无不带有特定的文化内涵。高中语文有一篇汪曾祺的散文《胡同文化》。作者在开头部分总说胡同和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然后分说，先说胡同，说到胡同的取名来源，胡同的大小和数量，胡同功能和环境；再说文化，总说胡同文化的性质，“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接着说明“封闭”的种种具体表现。最后，说明胡同和胡同文化的发展趋势，“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比如说北京城方正的特点，你看他怎样说，“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作者就这样用日常生活的小事，娓娓道来，生动有趣，语言也是极其的朴素，使你对北京城的特点有了深刻的印象。更为出奇的是，作者在叙事时，带有浓厚的抒情笔调。比如，“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这是直接抒情。“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描写胡同的衰败景象，透露出极其伤感的情绪。文末一句“再见吧，胡同。”，留恋、伤感和无奈之情交织在一起，难以言说。
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汪曾祺的散文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他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给人们的视觉建立起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的欣赏，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
汪曾祺散文赏析 篇2
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读着不累、合卷含味”的作品，尤其是有“形散而神不散”标志的散文，更应是如此。最近，我读了汪曾祺先生的散文集，深感他的散文匠心独具，充满着淡、雅、趣、情，应是这样好作品的代表。
有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士大夫”之称的汪曾祺先生，其散文的语言个性突出，看似不经意，实则细经营，往往在娓娓道来中蕴含着诗情画意。正如湖南评论家凌宇说：“汪曾祺的语言很奇怪，拆开来看，都很平常，放在一起，就有一种韵味”。读汪曾祺的散文，淡、雅、趣、情皆突出。淡，就是语言恬静质朴，读之有一种平静之感，有心静如水之境，而这种平淡之中却藏大韵味，尤其从他的大多的散文开头部分，就可感知深刻，读如在《赵树理同志二三事》一文中写到：“赵树理同志身高而瘦，面长鼻直，额头很高。”在《观音寺》一文中写到：“我在观音寺住过一年。观音寺在昆明北郊，是一个荒村，没有什么寺。”这好似在与友拉家常，平平淡淡，清清爽爽，有一种宁静之美，而这种宁静，正是先生对语言驾驭的娴熟高超与生活体验的细腻感悟。
汪曾祺先生的散文“比大白话还大白话”，读后却又感到很“雅”，雅在大俗之中。如在《金岳霖先生》一文里，有这样一段文字：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还比如，在《跑警报》一文中，他引用了两副对联：“人生几何，恋爱三角”、“见机而作，入土为安”。汪曾祺先生这种通过叙述白描，把“雅”藏在“俗”中，“俗”中现大雅，是先生散文的高明之处。
读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感到“不累”的.另一个原因是文章饱含着趣味性，如他一组写饮食、写果实的作品，写的有味儿，把生僻的名词插上情趣的翅膀，让人增知识、见世面、添口味，写长沙的臭豆腐还引用了“最高指示：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这句“大白话”，更为文章通篇添趣儿。在《天山行色》一文里，写吐鲁番葡萄，“吐鲁番的葡萄全国第一，各种品种无不极甜，而且皮很薄，入口即化。吐鲁番人吃葡萄都不吐皮。因为无皮可吐。--不但不吐皮，连核也一同吃下，他们认为葡萄核实好东西。北京绕口令曰：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未免少见多怪。”从文境趣味性这方面相对比，汪曾祺先生应比同样写饮食闻名的大师周作人先生略高一筹呢。
文无情难为好文，散文贵在抒情。情在文中，文中含情，是散文的一种致高境界。有“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美名的汪曾祺先生更是“理情”的高手。他写家乡江苏高邮、写西南联大老师、写同学、甚至写饮食都把“情”注其中。他在《多年父子成兄弟》一文中，饱满情深，写父亲，“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图章初宗浙派，中年后治汉印。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写父母的相亲相爱之情，“母亲去世后，父亲手给她做了几箱子冥衣――我们那里有烧冥衣的风俗。按照母亲生前的喜好，选购了各种花素色纸做衣料，单夹皮棉，四时不缺。”笔中有情，“情”现纸上，这种“情”，不仅是一个作家对亲人、故乡的爱，更展现了作家对生活的体味和笔法的把握。
汪曾祺先生1997年5月离世，在七十七岁生涯中，以写短篇小说闻名见长，写散文自己评价“是副业”，但他的散文却有返璞归真的境界，有静幽致远的雅致，有淡定从容的文华，在我国文坛上应该是别具一格，闻名遐迩，这与他对创作的认识、坦诚的态度是一体相通的，他说：“淡泊，是人品，也是文品。一个甘于淡泊的作家，才能不去抢行情，争座位；才能真诚地写出自己所感受的那点生活，不耍花招，不欺骗读者。”这应是汪曾祺先生散文的内置特色。
汪曾祺散文赏析 篇3
汪曾祺这个名字对不少人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他不是一个高产作家，也没有写过什么惊世骇俗的作品。他在文坛上最早引起轰动的作品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受戒》和《大淖记事》。有人可能以为他是个年轻作家，错了，他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是沈从文的高足。
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汪曾祺先生就在沈从文先生的指导下开始文学创作。建国后，他沉寂了一段时间，后来被划为“右派”，60年代初写了几个短篇；此后又是很长时间的“静默”，直到80年代初才有了一次真正的“井喷”，陆续发表了不少小说和散文，而且引起了轰动，好评如潮。说来也怪，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汪曾祺先生在文坛上的遭遇似乎也师承沈从文。沈从文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以小说和散文蜚声文坛，建国后，他从文坛上销声匿迹，改行研究起了古代服饰，也成了一代大家。80年代初，他的早期作品再一次走红文坛，一版再版，有的还被拍成了电影，形成了一股“沈从文热”。对此，沈从文戏称自己是文坛上的“出土文物”。这样看，汪曾祺又何尝不是文坛上的一个“出土文物”呢？
我对汪曾祺先生的关注，不仅是因为他的小说、他的散文，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与样板戏的关系。1962年，汪调至北京京剧团任编剧，文革时期，他便开始了样板戏的创作与改编。家喻户晓、万口传唱的京剧《沙家浜》便是由他参与改编、定稿的。文革时期，“横扫”的风暴遍及全国，一个摘帽右派为什么会得到如此的重用？我曾经困惑过，后来才知道，是“旗手”江青赏识汪，宣布“汪曾祺先生可以控制使用”，这才使汪曾祺的才华有了“用武之地”。但他本人是否定样板戏的，同老一代文人一样，对样板戏深恶痛绝。
是汪的才华和经历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开始阅读和走近汪曾祺先生。由此知道了原来关注和欣赏汪曾祺先生的绝不在少数，无论专家或读者对汪都非常喜爱。燕山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世纪经典60家”文学丛刊，汪的作品收入其中，出版社还请专家和读者对所选的60家文学大师的作品打分，汪曾祺排名第十一位。而今汪老已作古12年了，他的作品仍然畅销不衰，我在这里不想、也无力对汪的小说的人物、情节、风格进行探讨和研究，只想就其散文的语言，谈谈我读后的一些感受。
汪曾祺先生的散文没有苦心经营的结构，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如话家常，是其散文的本色。汪曾祺先生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
汪曾祺先生散文的语言总的说来是平和的、冲淡的、生动的、亲切的，鲜活的、生活化的、口语化的。当然，有时候也会化用一些成语、诗词和典故。初读汪的作品，可能不会给你带来太大的冲击，但他的语言有一种悠远的意蕴，合上书以后，却能让你回味，让你感动。你等不及了吧，来，先开一下胃口。
（表姐们）有时竟是特地为花来的。掐花的自然又是我。我乐于干这项差事，爬到海棠树上，碧桃树上，丁香树上，听她们在下面说“这枝，唉，这枝这枝，再过来一点，弯过去的，诺，唉，对了对了”。（《花园》）
多么传神，多么生动！一群雀儿般唧唧喳喳的少女们在树下要花的神情、语气，活灵活现，跃然纸上！
再来品品下面的语句——
听，瞿瞿瞿瞿，哪里？这儿是的，这儿了！用草掏，手扒，水灌，嚯！蹦出来了。顾不得螺螺藤拉手，扑，追着扑。（《花园》）
一个孩子从听到蛐蛐的叫声，到用尽办法把它掏出来，再全神贯注地去捕捉，写得惟妙惟肖，如在目前！
（齐）白石老人家里人口很多，每天煮饭的米都是老人亲自量，用一个香烟罐头。“一下，两下，三下……行了”！——“再添一点，再添一点！”——“吃那么多呀！”（《老舍先生》）
白石老人的节俭、慈祥，孩子们略带撒娇的请求，老少间的亲情、对话，就这样极为生动真实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嗐，难闻死人。（《花园》）
语含孩子气，甚至女孩子气，是鲜活的，完全口语化的'语言。
汪老的语言有时用笔极简，寥寥几字就能表现出极为丰富复杂的含义。
故乡的鸟啊。
我每天醒在鸟声里，我从梦里就听到鸟叫，直到我醒来。（《花园》）
“故乡的鸟啊”一句独立成段，表达很模糊，似乎不完整，不清晰。但读了这样的句子，心中突然生出一种感动，它包含着多么复杂、多么细密的感情！能揣摩出作者对故乡风物的眷恋，对美好童年生活的赞美和向往，对失去的童年岁月的追忆和感伤。这是个无主句，但比“我怀念故乡的鸟”这样的句子所表述的内容要丰富得多，情感要复杂得多。它也不是一个感叹句，用一个平平常常的句号收结了句子。若换成感叹句后，会发现效果反不如这样淡淡的语气，它除了有淡淡的忧伤，还有一种隐隐的无奈。再结合《胡同文化》的语言和风格，会发现作者真是个语言大师，一个抒情高手，许多感情都是若隐若现，乍吐还收。一番玩味后，满口噙香，余味无穷。
文革时期的一个春节，汪曾祺先生的儿子冒着极大风险，把当时正受到林彪迫害的一个空军的儿子带回家来过年。汪很是担心，就责备他：“‘怎么事前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我的儿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伤心。我们当时立刻就明白了：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多年父子成兄弟》）
从儿子的泪水中，汪曾祺先生一瞬间读懂了儿子的委屈。这中间省去了多少复杂的思维内容和思维过程！“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不仅省悟到对儿子和同学间的义气缺乏理解，对儿子的感情不够尊重，也无情地批判了自己怕担干系的庸俗和自私。
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随遇而安》）
酸甜苦辣，百感交集，归于一句。右派是人当的吗？全国50多万右派，有多少人魂断冤屈，有多少人梦涕阑干！不堪回首的岁月，怎么会三生有幸？是反语？是讥刺？是玩世不恭？是俏语含悲？真的不可捉摸。我生也有幸，躲过了右派的年代，但读了这样的句子，仍不免喉欲哽，鼻欲酸，泣欲下，心欲碎。汪老是个好用反语的人么？非也。我读了汪老的许多文章，他很少用反语。为什么会说出这样一句话来？百思不得其解。
简约是汪曾祺先生的语言的全部特点吗？肯定不是。有时候他的语言又会很繁，而且繁的可以，繁的传神！
（葡萄）卷须这东西最耗养分，凡是作物，都是优先把养分输送到顶端，因此长出来就给它掐了，长出来就给它掐了。（《葡萄月令》）
沈先生（从文）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的一个人，就这样的去了。我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他一眼，我哭了。（《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两句中画线的部分都使用了反复的修辞手法，惟其如此，才可以准确地表达出作者的意思，也才可以看出作者是多么重视从生活中吸收语言的营养，让自己的语言鲜活、生动，生活化、口语化。如果把前一句改成“只要它一长出来就把它给掐了”，后一句改成“我看了他两眼”，意思好像没有变化，但语言的色彩上、感觉上、表达的效果上就差得远了。作者对语言的运用出神入化，不露痕迹，好像漫不经心，信手拈来；但出手不凡，让人叹为观止。“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对语言不经过长时间的锤炼，不是语感特好的人，是不会有这样好的语言的。
以上两句虽然使用了反复的修辞手法，但看上去语言还不是很“繁”。一起看一段不厌其“繁”的语言：
汽车转过一个山头，一车的人都叫了起来，“哈”！赛里木湖，真蓝！……真蓝！
下车待了一会，我心里一直惊呼着：真蓝！（赛里木湖）蓝得奇怪，蓝得不近情理。……湖色略有深浅，然而一望皆蓝。
上了车，车沿湖岸走了20多分钟。我心里一直重复着这一句：真蓝。远看像一湖纯蓝墨水。
赛里木湖究竟美不美？我简直说不上来，我只是觉得：真蓝。我顾不上有别的感觉，只有一个感觉——蓝。（《天山行色》）
一气呵成，畅快淋漓！非躲在书屋中闭门造车者可为。你嫌行文啰嗦吗？如果你没有到过赛里木湖，如果你没有汪曾祺先生的襟怀和性情，如果你不具备汪老的才华和文笔，你可能会觉得啰嗦，而且啰嗦之至！但如果一切“如果”都成了真实，你还会有这种感觉吗？读了这样一大段盛赞赛里木湖水的蓝以后，我不禁击节赞叹，大呼过瘾！如暑天里一口气喝了两大瓢井拔凉，直凉透心里，沁彻心肺！
汪老还有些语言是很形象的，略举几例以供欣赏：
有一种菌子中吃不中看，叫做干巴菌。……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昆明的雨》）
还有一种菌子中看不中吃，叫做鸡油菌。都是一般大小，有一块银元那样大，的溜圆。（《昆明的雨》）
这里的比喻和类比都非常贴切、新颖、生动、形象，出人意表又很难替代。何为干巴菌？一般人不知道。如果仅去形容，不易模拟得之，必须通过恰当的比喻，才可以比较准确地了解它。
汪老的语言，除了以上谈到的几点外，还有不可忽略的一点，就是文学性。作为一个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的作家，他的语言肯定会具有很强的文学性。有些词语经他一用，竟别开生面，意味无穷。
我知道皂角仁的“物性”，警告大家不可多吃。一位老兄吃得口爽，弄了一饭碗，几口就喝了。未及终席，他就奔赴厕所，飞流直下起来。（《草木春秋》）
画线句，显然套用了李白的《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但用在这个特殊的场合，却让人“悠然心会，妙处难于君说”。
翠湖中游人少而行人多，但是行人到了翠湖，也就成了游人。（《翠湖心影》）
汪老对生活的感悟是多么微妙，寻常的景，寻常的人，到了汪老的眼中就有了不寻常的意境，皆可入诗，入画。让人联想到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边城》的语言是沈从文盛年的语言，最好的语言。既不似初期那样的放笔横扫，不加节制；也不似后期那样过事雕琢，流于晦涩。这时期的语言，每一句都“鼓立”饱满，充满水分，酸甜适度，像一篮新摘的烟台玛瑙樱桃。（《又读〈边城〉》）
汪曾祺将沈从文的语言分为三个时期，通过细致的比较，用一个新颖、形象、别致的比喻，概括其特点，而且这个比喻又是个非同寻常的比喻，是通感。对语言的感觉，居然可以用味觉来形容，真是“奇外无奇更出奇”（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与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和贺铸的“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有异曲同工之妙。
汪老的很多散文后面都附有小诗或题词，汪老的诗和题词我读得不多，但我所看到的几首（副），觉得都是精品。
这他在自己画的一幅“冬日菊花”上题的诗：新沏清茶饭后烟，自搔短发负晴暄。枝头残菊开还好，留得秋光过小年。
这是他给张抗抗画的“牡丹图”上题的诗：看朱成碧且由他，大道从来直似斜。见说洛阳春索寞，牡丹拒绝著繁花。
这是他赠恩师沈从文诗中的两句：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这是他为武夷山一招待所的题词：四围山色临窗秀，一夜溪声如梦清。
这是他在云南大理写的一副对子：苍山负雪，洱海流云。
够了，透过这些诗或题词，可见汪老语言功底的扎实。即使拿到现代诗坛上任何一位诗人面前，也毫不逊色。
好了，要和读者们说再见了。汪老是一代宗师，笔者阅读不广，能力有限，很难将汪老的语言风格和特点，一一向读者梳理出来，赏析到位。只是由于对汪老的喜爱，才斗胆写了这样一片文章，望读者见谅。末了，试用汪老似的语言来做个结吧——
这样的一个人，就这样的去了。掩卷长思，戚然动容，其人已殁，余韵犹存。
“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
这样的一个人啊。
汪曾祺散文赏析 篇4
知道汪曾祺，是因为多次看过以至十分熟悉的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因为他是主要编剧之一。后来读他的文章，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感觉出作者用笔的功力，越读越如同品喝香茶、名酒，久而其味更甘、更浓。今年的山西省中考语文试题现代文阅读选了他的散文《多年父子成兄弟》，并据此为话题作文。虽然考试为选拔性的，但是读好文章、写感兴趣的话题，应该是受大家欢迎的。从反馈回来的情况也是这样。
读了这篇名为《五味》的文章，也许大家会有一种感觉，原来生活中的琐细也能写成文章。是的，不仅能写，而且还能写得有滋有味，妙趣横生。这主要得益于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和关注。我们说一位作家的文章好，好在什么地方？一是他对生活的体验、认识深刻，是我们所没有意识到的，再就是他写出了大家心里想到了，但却没有说出来的认识、道理和体会。就拿对五味的爱好来说，山西人爱吃醋，四川、湖南、湖北人爱吃辣，广东人爱吃甜，……我们都知道，而且有不少或曰“细节”的小故事，比如，“山西老乡爱喝醋，缴枪不缴醋葫芦”啦；火车一开入娘子关，响声就变成“喝醋”“喝醋”啦。等等。谁也没想到它们能成为写文章的素材。看起来，对生活的热爱，应该包括它的方方面面，自然 “吃”也是一项重要的方面，“民以食为天”，很是有道理的。今年秋季选入高中语文第一册的一篇文章──《胡同文化》，也是汪曾祺写的散文，里面就提到了北京人的吃饭，如同本篇所写到的北京人爱吃“虾米皮熬白菜”的习惯，还写到“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不同的'是，本篇所写是说人们对食物的习惯，而《胡同文化》中，则是把这种习惯与北京人的心理，实际上是文化，紧紧地连在一起进行分析的。对身边事物进行理性的、文化的分析，是必要的。但是，对生活积累后，精心选择细节，合理组织成文，再运用具有感染力的语言，同样能打动读者的心灵。就像本篇文章。
再回到山西人的喜欢吃醋的问题，汪曾祺在文章的开头就以一个有趣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但是作为山西人，我们想一想，山西人的吃醋究竟是缘于什么呢？是不是因为山西人喜爱吃面食，用醋调味，才更突出其美味呢？如同南方人的吃辣是因为气候潮热，辣有驱湿的作用一样；再就是山西五谷杂粮丰富，特别是晋北一带盛产高粱，用来做醋是很好的原料。这是地域方面的优势；再一点大概就是习惯的作用了。生于兹，长于兹，老乡每年要做一大缸醋，每家饭桌上顿顿离不开醋壶，吃面要有醋提味，炒肉要用醋去腥。到饭店吃饭，将空碗碟倒点醋涮涮，等于消了毒。家里有人感冒，怕传染别人，锅里放点醋，在火上熬熬，等于空气中杀了菌。还有多吃醋可以美容，常吃醋能软化血管，洗头发加点醋可使头发柔软亮泽等等。吃醋、用醋简直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久而久之习惯养成，自然山西人是离不开醋的了。这种习惯，在山西算不了什么，但外地人看来，就成了新鲜事了。
不知道这种分析对不对，大家说呢？
汪曾祺散文赏析 篇5
平淡之美是道家美学思想衍生出的美学范畴，它是指一种朴素自然、平和淡远、本真天成，不刻意雕琢，不尚修饰的艺术境界。
汪曾祺作为中国当代名家，以其颇具特色的小说和散文独立文坛，他的作品如其人温和、淡静，读他的作品浮躁的心灵在他如水般的平淡中享受一份难得的静谧。他的小说和散文总给人一种“淡淡的滋味”，却淡的有滋有味，真可谓是闲适冲淡中孕育着一种文化，恬淡中自有一份厚重。
汪曾祺散文我觉得最值得称道的是那种“真”，是真情、真语言。平淡致远，一点没有矫揉造作的嫌疑。文风平易近人，人人看了都会明白，都能看懂。虽然朴素，但那是一种文学修辞，文学语言，不是方言，没有在语言上的研究和大师的本领，是写不出那样的文字的。尤其是那种语言真是难得，是应该让我们这些后辈好好揣摩的，一看就令人舒服，可信。由于爱好广泛，他的散文自然就非常博雅。草木性灵、历史文化、人物掌故、民俗风土、艺术文物……都有涉及。但最真的是写人物的部分，尤其是对师友、家世、父亲、母亲等的回忆文章写的最美，令人陶醉，表现出他的善良、和蔼、真实。如《多年父子成兄弟》中对父亲的回忆，父子之间是那样自由、平等、融洽。
美食向来是中国文人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汪曾祺素有美食家之称，每到一处，品尝地方风味和民间小食，每每陶醉其中，自得其乐。人皆爱美食，而懂美食，食出心得，却难。汪曾祺深知个中滋味，那些寻常小食一经他的点睛之笔，无不令人垂涎，感慨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汪曾祺笔下，饮食成为了一种文化，一种境界。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当数作者回忆故乡美食的文字，如《故乡食物》《故乡的元宵》《端午的鸭蛋》等，这些儿时的食物，一经作者生花妙笔点染，不仅骤成妙笔，还令人顿起游子之思。
《端午的鸭蛋》是一篇既具有生活神韵又凝结着浓烈民俗乡情的散文。是对生活真味的悠然品读，是对家乡情怀的慨然诠释。
先生以“家乡的端午”开篇，直接切题，用“很多风俗”引出下文。于是，在他的笔下，一系列端午风俗就走入了我们的视野：系百索子、做香角子、贴五毒、贴符、喝雄黄酒、放黄烟子、吃“十二红”等等。这人有我有，人无我有的风俗，在先生看来，都成了他最珍贵的回忆。因此，行文流水，如话家常，如数家珍，于自然、平淡中，表达了对生活的真爱和对故乡的怀想。
最让先生颇感自豪的还是家乡“著名”的“鸭蛋”， “著名的鸭种”、“善于腌鸭蛋”的高邮人、大都市店铺里的鸭蛋、别处没有的双黄鸭蛋、质细而油多的高邮咸蛋，甚至用鸭蛋做成的“朱砂豆腐”都成为他不厌其烦并引以为自豪的表述对象，以至于对对方的“肃然起敬”和“称道”也不屑一顾。 “惊奇不已”、“确实是好”， “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等等语言使先生那藏在心底的自豪和喜悦跃然纸上。甚至于引用了袁枚的文字还不甘罢休，还要罗列种种吃法，并用北京的咸鸭蛋和故乡的咸鸭蛋比对。“这叫什么咸鸭蛋呢！”八个字符，一个叹号，直白而朴素的话语，幽默而爽朗的声音把先生对故乡的厚爱铺满了整篇文章。“吱——红油就冒出来了。”一个拖着长音的“吱”字，就把先生孩童时吃鸭蛋的情态出神入化般地描绘出来。我们从这里深深感受到先生对儿时生活的怀恋和追忆，以及对民俗文化的尊崇和敬畏。
汪曾祺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民俗的多姿、平凡的生活、儿时的影像在他的笔下显示出了独具风格的魅力。而他那简约、传神、清新、鲜活的语言特点也给我们带来了生活和艺术的享受。“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在作者谈吃系列散文中，用疏朗清淡的笔调，写出了人世间五行八作的见闻和风物人情、习俗民风，富于地方特色，于平淡中显现奇崛，风格灵动淡远，处处透着对这世界的赞美，对生活的热爱。
汪曾祺散文赏析 篇6
1. 我初学写小说时喜欢把人物的对话写得很漂亮，有诗意，有哲理，有时甚至很“玄”。沈从文先生对我说：“你这是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他的意思是说着不像真人说的话。托尔斯泰说过：“人是不能用警句交谈的。”
2. 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
3. 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成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有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4. 我每天醒在鸟声里。我从梦里就听到鸟叫，直到我醒来。我听得出几种极熟悉的叫声，那是每天都叫的，似乎每天都在那个固定的枝头。
5. 她问了我一些问题。其中一个是，为什么我的小说里总有水?即使没有水，也有水的感觉"
6. 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有时我们去得早了，他还没有来，门没有开，我们就在外面等着。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八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室在楼上。楼板上挖出一个长方形的洞，从洞里用绳子吊下一个长方形的木盘。借书人开好借书单——管理员把借书单叫做“飞子”，昆明人把一切不大的纸片都叫做“飞子”，买米的'发票、包裹单、汽车票，都叫做“飞子”，——这位管理员看一看，放在木盘里，一拽旁边的铃铛，“当啷啷”，木盘就从洞里吊上去了。——上面大概有个滑车。不一会，上面拽一下铃铛，木盘又系了下来，你要的书来了。
7. 1948年3月，香港出了一本《大众文艺丛刊》，撰稿人为党内外的理论家。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文中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事隔30年，沈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却由前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序。人事变幻，云水悠悠，逝者如斯，谁能逆料?这也是历史。”
8. 国子监，现在已经作为首都图书馆的馆址了。首都图书馆的老底子是头发胡同的北京市图书馆，即原先的通俗图书馆--由于鲁迅先生的倡议而成立，鲁迅先生曾经襄赞其事，并捐赠过书籍的图书馆;前曾移到天坛，因为天坛地点逼仄，又挪到这里了。首都图书馆藏书除原头发胡同的和建国后新买的以外，主要为原来孔德学校和法文图书馆的藏书。就中最具特色，在国内搜藏较富的，是鼓词俗曲。
9. 新校舍大门东边的围墙是“民主墙”。墙上贴满了各色各样的壁报，左、中、右都有。有时也有激烈的论战。有一次三青团办的壁报有一篇宣传gd党观点的文章，另一张群社编的壁报上很快就贴出一篇反驳的文章，批评三青团壁报上的文章是“咬着尾巴兜圈子”。这批评很尖刻，也很形象。“咬着尾巴兜圈子”是狗。
10. 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进，是灰青色与褐色的。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它不至被晒得那么多粉。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没有，不像昆明。
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汪曾祺散文精选赏析，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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