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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骆驼祥子》
马克思、恩格斯以认识论为理论基础继承并发展了黑格尔的艺术典型论,把真实性的问题与典型性的问题联系起来,使文艺作品不但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具有更为深广的社会内涵和更高的思想认识价值。
老舍先生所著的《骆驼祥子》,便很好的体现了艺术典型论这一思想理论,老舍成功的塑造了祥子这一艺术典型,这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老舍1930年从英国回国之后,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作品格调也变得沉重起来,《骆驼祥子》就是那个时期的作品,小说以祥子买车的三起三落为情节发展的中心线,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旧社会人力车夫的苦难生活,艺术的概括了祥子悲剧性命运的一生,愤怒的揭露声讨把祥子逼进堕落深渊的黑暗社会,同时向人们宣告了个人主义走向了陌路。
对于祥子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老舍先生显然是经过精心筛选与提炼的,因此显得炉火纯青极具代表性。而不是随意的选择与抽取,因为那样显得过于稚嫩与普通。正如列宁所说:“在社会现方面面,没有比胡乱抽取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站不住脚的方法了。”[1]当时在青岛大学任教的老舍听到朋友谈及人力车夫这一群体及其命运后,便多方了解与搜集资料,并结合当时现世进行理性思考,最终构造出骆驼祥子这一典型形象,这也便是艺术典型论中所说的,作家面对纷繁复杂的生活现象,不是随意拣取一些生活现象就可以用来铺成作品的,而需要把握现象与本质的内在联系,从中加以选择提炼,这是一个将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作过程,老舍先生正是在此基础上孕育出祥子这一鲜明生动的形象,这不愧是一次成功的艺术构思与审美创造。
我们在惊羡于老舍先生非凡的再现于创造才能的同时,还要知道典型形象筛选的深刻含义与最终目的。典型的塑造是一种个性的表现,但个性的描摹归根结底是要反映一种共性的东西,反映一种普遍的现象,折射一种深层的社会问题。在西方美学史上,德国古典美学提出了感性与理性,个性与共性相融合的整体说,这种整体说的首创者是康德,而完善者则是黑格尔。“典型”在德国古典美学中被称为“理想”,康德给理想所界定的含义是:“把个别事物作为适合于表现某一观念的形象显观。”[2]黑格尔在《美学》中论及艺术思想时也曾说:“理想就是从一大堆个别偶然的东西中所拣回来的现实。”显然这个现实已不是那个直接个别的客观存在了,它实现了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有限与无限、偶然与必然的和谐统一。
老舍笔下的祥子形象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践行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文艺理论。作品中的祥子是单独的个别的,但他同时又是那一类人、一群人的缩影,以祥子的遭遇和命运为视角,我们能够看到中国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人力车夫的悲惨命运,我们能够看到当时黑暗动乱的社会给人们带来的贫困与戕害,我们能够看到那个时代许多贫困善良的人们苦苦挣扎而无所得而最终走向堕落与毁灭的深渊,我们能够看到当时许多人们奉行个人主义,然而个人主义已走到了尽头,那些人终将成为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这诸多的理论观点与事实都向我们昭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原理: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都可以而且都应该比普遍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有普遍性。
由单纯的个体延伸到整体,通过典型形象的塑造以阐释深层的社会问题,这不由得使我联想到黑格尔的“谄媚”说:“画家把静坐在他面前的那个人的表面形状完全照葫芦地描摹出来,这是一回事;他知道怎样使足以见出主体灵魂的真正特征表现出来,这却是另一回事。”[3]见微知著,这也许就是佛家所说的一花一世界。黑格尔曾说过:“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而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寓言式的抽象品。”使读者在典型的阅读中思考感悟,获得一种灵魂的震撼与情感的共鸣,这也正是作家的绝妙与成功之处。从典型性中折射出真实性的问题,这是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恩格斯对现实主义的解释是:“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真实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老舍正是立足于当时社会现实,聚焦社会现实,反映社会现实,借作品痛斥黑暗社会,抨击个人主义。这一点与巴尔扎克的创造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恩格斯评价巴尔扎克是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恩格斯之所以对巴尔扎克做出这样崇高的评价,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巴尔扎克不是照相式的罗列生活现象,而是努力通过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揭示资产阶级必然代替封建阶级这一历史规律。
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也提出“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如莎士比亚剧作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完美的融合。”这些足以证明典型形象的塑造要做到理性与感性、共性与个性的融合渗透。
再者,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又是分不开的,人物的典型化与环境的典型化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可以说艺术典型的创造就应该包括人物与环境两个方面,当然,人物是主要的,环境的设计是为人物塑造服务的。在马克思看来,人和环境的关系是辨证的,一方面人是环境的产物,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正如祥子,正是当时病态社会的产儿,是被遗弃的对象。另一方面,一定的社会和历史条件归根到底是由人的活动造成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强调:“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4]在文艺作品中,人物总是处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我们通常称为社会的或时代的背景,但这种社会背景又是通过人物所在的具体生活环境,特别是围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人与周围的具体社会关系来体现的。祥子的展现,也是通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人物关系来展示的。通过阅读祥子与刘四爷、虎妞、小福子等人的关系与事件,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时代特点、时代氛围和阶级关系。
另外,在文学作品中,环境也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在个别的具体的环境描写中体现一定的社会和时代的普遍的、本质的特征。《骆驼祥子》,在黑暗动乱的大的时代背景下,选择祥子作为人力车夫的生活环境写祥子的遭遇,折射出整个时代人力车夫的悲惨命运。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存在环境都能反映时代的轮廓。在《骆驼祥子》中我们看到在祥子后来生活的大杂院中,老舍写道:“小孩的出生与母亲的死已被大家所习惯。”[5]在那个不公平的世道里,穷人是容易死的,穷人死后是容易被忘记的。
是的,环境影响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在《骆驼祥子》的开头,老舍先生便写道:“假使他的环境好一些,或是多受点教育,他不会落到胶皮团里。”[6](另一方面,通过典型环境的描写也鲜明的表露出作者的爱憎,表露出作者的批判矛头指向,《骆驼祥子》中小马儿祖父对祥子所说的一番话就很发人深思,鲜明的体现出时代环境对个人的影响甚至是决定。他这样对祥子说:“你想独自混好,谁不是那样想呢,当初我的身子骨儿好,心眼好,一直混到如今了,我落到现在这个样子,铁打的人也逃不出咱们这个天罗地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并没有这八宗事。”[7]由此可见,腐朽的黑暗社会由来已久,并且根深蒂固。此等时代环境下的个人命运可想而知。通过人物关系写环境,通过环境描写刻画人物,并使之相互融合,这也正是人物与环境典型化所要达到的重要目标。
由于环境和人的关系是辨证的,所以在文学作品中为人物设计环境,一方面固然要为任务提供活动的舞台,但更重要的是为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人物命运和结局提供生活依据,祥子的成长与堕落历程也说明了这一点。当祥子十八岁离开乡下来到城里,可谓是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与信心,这时的他带着乡村淳朴厚道的性格,可到了城里,在大的环境的浸染之下,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之下,祥子的内心垮掉了,他变得同流合污,他染上了一些恶习,变得自私变得堕落了。最终成了社会病态的产儿,成了个人主义的末路鬼。由此可见,能够显示出一定社会、一定时代的最本质特征,使典型人物获得充分的生活依据,从而提高人物的可信性与真实性,这是典型环境的最本质规定。
歌德说过:“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8]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就是这样一个艺术整体,作家、艺术家通过这一整体去把握生活,揭示生活的本质规律,同时获得高度的审美效果。
以艺术典型论解读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在潜移默化中品味艺术典型塑造的深层含义,这是一次对艺术与美的新的认识与感悟。在艺术典型论的指导下解读作品,不仅能使我们更好的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对我们以后的写作与鉴赏也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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