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专法律系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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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解释:服从法律还是创造法律

　　摘要:司法过程是法学史上一个备受关注的领域，它的复杂性使得法官在裁判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难题，法律解释中“服从”与“创造”矛盾便是其一法官在法律解释过程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关键词:法律解释; 服从性解释; 创造性解释

　　法官应严格服从法律还是可以创造性地解释法律，这是长久以来困扰我们的问题。在司法过程中，对法官而言，服从法律是其职责所在，法治的一些基本原则都从不同角度多方面地表达了对法官服从法律的要求。本文试图从服从法律还是创造法律不同的视角来解答这个问题。

　　1 服从性法律解释的局限性及其影响

　　法官对法律的忠诚和服从是法治理念的重要内容，传统的客观性理论构成了法官服从法律在司法领域中的理论支撑，没有传统客观性理论的指导和具体解释方法的运用，法官无法实现并表达对法律的忠诚和服从，法治也就不可能在司法过程中得以实现。其实，当我们选择了法治作为社会运行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就很少讨论法律为什么要被遵守，因为法治理论中己经预设了法律需要被遵守的前提，在维护法治方面，法官对法律的服从性解释以及作为其理论和方法支持的传统的客观性理论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严格的服从理论虽保证了法律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但这些尚不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富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传统客观性理论的弊端更多地暴露出来。法治时期，法官被要求在对具体案件的裁决过程中，严格遵循先例，根据形式逻辑来裁判案件，这种思想发展到极端即成为了形式主义法学。以弗兰克、卢埃林等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法学公开申明了对传统法学的批评态度，也批判了传统的形式主义的判决方式，主张人们不应该认为法官的工作仅仅是将规则机械地运用于案件并由此得出判决，法官在创制法律的过程中应该起重要作用。

　　法律的客观性无处可寻，那么个人式的事实发现方法比单纯的规则运用要更加优越。这些不同学派对传统的客观性理论的批判虽然有些偏颇，但是也反应出人们对于要求法官严格服从法律的客观性理论也不再一味尊崇。人们日益清晰地认识到，在实现法律稳定性的同时，法官严格服从法律也会带来法律的僵化和停滞，有时甚至会付出失去个体正义的代价，而且很多时候要求法官严格服从法律根本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无论是成文法还是判例法，都不可能是完备无缺的。

　　2 创造性解释的优势与局限及影响

　　布兰代斯法官说:‘改变意味着发展，这是法律的生命。”绝对的稳定意味着法律永远停滞不前，对司法过程中的创造性应得到肯定。我们知道，对于法律漏洞的认定往往不仅是认知行为，更是法官的评价行为。而且，法律漏洞的补充也是充满了价值考量的。当某种答案的得出一旦涉及到主观的评价，它就变得神秘而难以预测了。因此，司法主观主义对法律解释中的客观性、确定性等价值是直接否认的，认为解释的过程就是法官主观活动的结果，法律解释的结果也是由一些很不确定的主观因素在起决定性作用，主观性才是法律解释的根本属性。通过创造性解释的运用，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一旦法官的地位在事实上超越了实在法，法官也就掌握了法律的命运，因为“在解释者的权威高于解释对象的地方，往往可能丧失解释的氛围。”。无论是谁，只要他有绝对权威解释任何成文法或成言法，那么，就是他而非先写先说的人，才是真正表达所有意图和目的的立法者。

　　3 在服从中创造

　　在司法过程中，面对“服从”还是“创造”问题法官该如何选择?这种矛盾虽然并不总是表现得很尖锐，但它却是活生生存在并且影响着法官的裁判，因此我们必须探寻协调二者关系的路径。在司法实践中，服从法律是法官的当然职责。法官是国家司法权力的产物，尽管法律并不能保证正义在每个个案中都能得以实现，但法官应该尊重法治社会中法律应有的至上权威。为了获得法律的安定性，只要这些规范适用于案件时并没有导致明显的不合情理和不正义，我们就必须运用这些规则。如果法官在这些方法的运用过程中过于依赖司法直觉和司法经验，这种司法的创造性便可能发展成为极端的司法主观主义，而司法主观主义既与法律确定性这一公共利益不相符合，亦与同等情形应当平等对待的正义要求相违背。这对法治来说将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如果希望法律解释中的创造性成果能够得到现行法律秩序的承认，法官的这种创造就必须依循一定的方法，它必须经得起理性的追问。

　　首先，法官的创造性法律解释只能运用于实在法的缺口之处。法官应尊重立法者所立法规范的优先地位，只有在现行法律本该覆盖却未能覆盖的领域，法官才能发挥其创造力。“从根本上讲，司法机关并不是专为造法之目的而设立的机构。司法机关的主要职能是根据某一先已存在的法律解决争议;由于这种先已存在的法律具有必然的不完善性和频繁出现的模棱两可性，所以司法机关根本就不可能将自己只局限于其基本职能之中，而且总是发现有必要对现行法律进行扩充和补充，当然这种扩充和补充是经由人们恰当地称之为法官造的法律来实现的，但是即使如此，法官的这种造法职能仍必须被认为是其基本职能所附带的一种职能。对于法官来说，创制新的法律只是一种最后手段，即当现行的实在法渊源或非实在法渊源不能给他以任何指导时或当有必要废除某个过时的先例时他所必须诉诸的一个最后手段。”

　　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笔者认为，我们与其动辄修改法律或进行立法，不如认可法官可以在司法过程中创造性地解释法律，因为要追求既存法的完备无缺是永远都不可能实现的，而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法律要获得发展，正义就有必要在尽可能多的个案中得以体现。在法律解释权内，平衡服从与创造之间的张力需要法官灵活掌握并运用各种具体的法律方法。对法官而言，服从法律当然职责，但这种服从不是机械死板的服从，而应是融入创造精神的服从，是一种“有思考的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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