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政治哲学视野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浅谈政治哲学视野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把“日常生活审美化”和美学困境联系起来，这当然也算是一个敏锐的观察，但呈现在这样的“审美”凝视的目光中的，也只是“审美”的某种平面上扩展和“增量”。就“日常生活审美化”成功地虏获了它的赞美者，使他们再也看不到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视野之外的任何东西这一点来说，它确实是一个问题，或者说，在更大的范围内，正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本身的意识形态效应和问题症候之所在。按照施特劳斯的看法，政治哲学涉及的是关于“完美政治”的问题，而后者又指的是一个有目的的社会生活的整体而非后者的局部性的派生物，所以，既然“日常生活审美化”不可避免地关系到整体性的“日常生活”和“人应该如何生活”这样的政治哲学的核心关怀，那么它在更大程度和更基本的层次上，涉及到的是政治哲学问题，至少与之产生大幅度的问题交集。实际上，就中国当下的历史条件而言，“日常生活审美化”正是作为政治哲学思维和政治哲学问题的某种症候出现的，因此，从政治哲学视野出发，就不是观照“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诸多“视域”和“范式”之一，而是其绝对的对立面，这就使这种观照带有了终极性和包容性。

　　作为政治哲学问题症候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在没有任何的伦理规定、文化理想和政治目标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和文明共同体就会只剩下纯粹的经济契约、经济关系和经济网络，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给自足和内部循环的自律性——从某方面的观点看来，这个上帝般全知全能的经济世界已经够了，它通过“市场”和经济手段就可以解决人类生活的一切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审美化”不是对于康德以来的经典美学的终结和颠覆，而是康德美学自身逻辑的片面伸展和极端性表现。它是康德的先验哲学所表征的经济自由主义逻辑的一种大幅度的量的扩张，同时也是对于自由主义的终极性论证;它不仅仅停留在私人生活和人的感性领域，而且也要全面地占领一些人臆想中的“公共领域”，从而整体上是对于某种生活伦理和生活组织方式的含混的表述和迷离的赞美。一些对于过往年代的记忆苦大仇深的人，看到这样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带来的消解性和解构性力量而兴奋不已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样的兴奋不应该淹没我们的理智和对于当下文化现实的真实感。“日常生活审美化”并不像人们所乐观地估计的那样，是一种感性的全面解放，至少，它在一方面是解放和释放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同样是对于感性深层次的压抑和体制化——再次的体制化和再次组织。由此它也并不只是一个艺术和审美问题，因为它同样使得艺术和审美成了问题，面临根本性的困境和危机：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个审美化的普遍过程，仅仅是以审美手段把精神生活的其他领域也私人化。当精神领域的等级体制瓦解时，一切都变成了精神生活的中心。然而，当审美被绝对化并被提升到顶点时，包括艺术在内的一切精神事物，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成了虚假的东西。

　　施米特在上世纪20年代的论述，在今天的中国问题上看起来是那样地切中要害，这反过来恰恰为我们当下的历史情境和历史条件作出了精确的定位。审美从来不是像它看起来、尤其是以“审美”式的眼光看起来那样，只是一个超脱的、纯粹的形式关系，美本身也从来不只是一种形式化的东西，甚至一种“形式的形式”(席勒)，它从来都是处于具体的文化内涵和实质性的价值内容的规定性当中的。如果审美背后的这种文化价值的具体性，被扩展为一个空前抽象的普遍性层面，那么，这种抽象的普遍性要么本身是一种危机的表征，要么这种抽象普遍性背后仍有着具体的价值内容和价值指涉——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这两种情形当然也可以共存。实际上，“日常生活审美化”它所赞美和合法化的，正是这种摆脱了任何价值重量和价值关涉的抽象的普遍性和失重的空洞性本身，是对于审美关系、价值论关系的抽象性和空洞性本身的纯粹直观和赞叹。因此，它就达到了对于日常生活的这样一种判断：“日常生活”本身已经无关于“好”与“坏”的价值判断，无关于从人性和价值本身出发的“好”与“坏”的判断。这里于是只剩下了纯粹物的标准、物的关系和物的法则，只不过它被抹去了在工业时代、机器时代的阴郁、冷漠，涂上了一层叫做“审美化”的薄薄的亮光和轻快的色泽。在这里，所谓“美的原则”就是“物的原则”。作为“需要的体系”的生活伦理和生活组织，现在纯粹经济化和物质化了，它作为经济主义的“自律性”的体系，现在变成了“自我需要”的体系：“需要”需要“需要”，“物质”消费“物质”，需要和消费本身已经失去它的生活和生存方面的根源和基础，变成一种空洞的形式和仪式化的东西。这里头确实有着物质生产丰富和某种社会生活变动等方面的因素，但却绝不是仅仅“审美化”那么无辜和值得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