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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北伐对曹魏经济的影响
葛亮北伐曹魏之战，是由弱者主动向强者发动的一场战争。虽然在魏、吴、蜀三国并立中，魏国最强，蜀国最弱，但在这场战争中，诸葛亮指挥的蜀军曾给魏国造成相当大的威胁和震惊，却又因失误和客观条件限制而撤军，这里有双方力量对比的问题，又有谋略的运用问题，其间的诸多经验和教训，仍有借鉴的价值。小编带来的诸葛亮北伐对曹魏经济的影响。
曹魏经济发展状况
东汉末期，因为天灾战乱，社会受到破坏，使得经济衰退，大量农地荒废。部份豪强世族纷纷率领族人，建立坞堡以自卫。在其周围从事生产活动后，渐渐成为自给自足的庄园制度。坞堡和庄园制度都影响后来魏晋南北朝的经济模式。由于东汉朝廷的崩溃，无人重铸磨损不堪的铜钱，加上大量私钱出现。到三国鼎立后，新发行的铜钱未能广泛通行，只好正式以布帛谷栗等实物为主要货币。
东汉末年，时人仲长统说：“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无民者，不可胜数。”广阔的中原地区变成一片荆棘丛生的荒野。在这种情况下，曹操为了恢复和发展北方的经济，解决军粮不足与群众生活需要的问题，就吸取两汉在边疆屯田的成功经验，推行了屯田制度，保护了社会生产力。据《晋书·食货志》载：“郡国例置田官，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而到曹魏后期“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昔日荒凉残破的局面已为繁荣富庶的景象所取代。
曹魏的田租户调制乃继承了两汉的赋税制度而有所改革。从田租看，汉代是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的分成田租制，曹魏改为亩收四升的定额田租制。两汉统治者向农民按分成制收田租，系多产可以多收，曹魏按定额田租向农民征税，则增产亦不能增收，故更能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之愿意精耕细作，多产归已。
三国中以曹魏人口最多、垦田面积最广，这正是当时三国中以曹魏实力最强的原因。曹魏推行屯田制，组织流民耕种官田，屯田地域，西北起河西，东南达淮南；东北自幽燕，西南至荆襄。史言“州郡例置田官”，这使得社会秩序恢复，增强曹魏实力。曹魏在籍人口有443万人，灭蜀后达537万人，现代学者考虑未纳入的屯户、兵户、吏户、隐户、佃客、部曲等人群，则曹魏境内约有1300万人。
曹魏重视农业的另一实证是其大兴水利，其工程的规模和数量在三国中首屈一指。如青龙元年关中一带辟建渠道，兴修水库，一举改造了三千多顷盐碱地，所获使国库大为充实。再如曹魏在河南的水利工程，其成果使粮食产量倍增。曹魏建置大型官营手工业作坊，发展手工业生产。邺、洛阳等贸易城市，商业经济发达，和海外有贸易往来。此外造船业、陶瓷业、丝织业、制盐业等等也都十分发达。
诸葛亮北伐对曹魏经济的影响
诸葛亮一伐中原时，曹睿命大将张郃率步骑精锐五万出长安。同时命大将军曹真督关右诸军十几万，前后用兵达二十万。二十万是什么概念？我们以司马懿征辽东来比较。当初司马懿讨伐自立燕王的公孙渊，出兵四万。而就这四万兵马，朝廷负责内务的大臣“皆以为四万兵多，役费难供。”动用四万军队尚遭非议，出动二十万则不可想象。
诸葛亮的北伐确实是曹魏的心头大患。也许大家会认为保家卫国不是有边疆大吏吗，而且军队数量远在蜀军之上，何必屡屡出动中央军？其实不行。司马孚曾上表朝廷说：“诸葛亮每入寇关中，边兵不能制敌，中军奔赴，辄不及事机。”司马孚一语道破天机，其实是诸葛亮每次率军进攻关中，当地驻军总是抵抗不住，不得不调用中央军。这与张郃、司马懿每次救火的情景相吻合。有一次曹睿还亲口对司马懿说：陇西之局势，非卿不可当之。
张郃在对抗诸葛亮的一伐时救援人马是五万，对抗二伐时也有三万。而且皇帝曹睿也是屡出王师，第一次抵达长安，第二次驻守河南郡，可见诸葛亮对其的威胁。而另一方面，王师屡出，耗费糜废！沿途跸道、驿站、行宫开支可谓铺张，而张郃人马的减少也可部分印证体现实际负担的加重。
从公元234年秋诸葛亮病死，到238年春司马懿出长安征讨辽东，相隔仅三年。当初动辄发动五万中央军加上十几万边军的朝廷连出动四万军队还要反复讨论，何以差距如此之大？可见曹魏的经济或朝廷财政收支在与诸葛亮的长期军事斗争中背上了沉重包袱。因此，曹魏朝廷出兵抵抗诸葛亮北伐确实是国库开支的大头。
诸葛亮三伐时，曹魏因种种因素未动中央军，结果边军雍州刺史郭淮便丢失了武都、阴平二郡，而诸葛亮也见好就收。
诸葛亮四出祁山时，对于是否调动中央军，曹魏大臣中开始有意见了。认为“亮军无辎重，粮必不继，不击自破，无为劳兵”，还有的说建议先割“上邽左右生麦以夺贼食”。但无论哪种意见，大臣都是反对朝廷动用中央军的，原因很简单，负担太重！可这次，皇帝一句也不采纳，再次抽调中央军增援前线。“前后遣兵增宣王（司马懿）军，又敕使护麦”。
在减轻朝廷负担时，司马孚的计划是“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邽，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由是关中军国有余，待贼有备矣。”这就是祭出兵屯的杀手锏！目的是以边军力量自给自足，而不动用中央财政。这时关中大饥，司马懿也上表调冀州农丁移屯上邽。可此番计划，又被诸葛亮打破。不但丢了上邽的熟麦，而且损失近万人，那五千冀州农丁全部泡汤，而且粮食还被蜀军割走。
曹魏西线战局愈加被动，战区已经陷入“关中连遭贼寇（蜀军），谷帛不足”（《晋书列传二十六卷》）的局面。司马懿被迫严防死守，这时蜀汉大臣李平（即李严）因运粮不济，矫诏召回诸葛亮，暂缓了魏国危机。
最后一次，诸葛亮将军队推到距离长安仅六十公里的渭水南岸——五丈原。诸葛亮招呼东吴出兵策应，并致信给东吴丞相顾雍谈五丈原地势，其处河滨之上，地势平坦可屯田（语出《水注经·渭水》）。也采取兵屯方式，竟然和魏国当地百姓相处融洽。利用魏国土地联合屯田，准备进行持久战。这一对魏作战新思路让曹睿更加震恐，特派大臣辛毗下诏不让魏军出战。司马懿也是深谙圣意，和诸葛亮对峙于渭水。同时在一次外交来使的洽谈中得知诸葛亮“食少事繁”，认为诸葛亮不能长久。于是坚定了死守之心，哪怕接受妇人巾帼。
公元234年秋，天薄蜀汉，诸葛亮病死，曹魏去掉了心腹大患！曹魏君臣长舒一口气，三个月后曹睿大修宫室，开始了后半生的骄奢生活。蜀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基本终止了北伐，直到姜维掌权。
魏明帝时期物价继续攀升，而且由于以货易货的状态时间长久，人间巧伪渐多。有人把谷子泡水，再来换取布匹，赚黑心利润。而卖布匹的也不含糊，拿很薄的绢去换当年的谷物。可见国家经济混乱到何种地步！也就是说金融失控之后，国家经济秩序也陷入了混乱。曹睿被迫进行市场整顿，可结果却无效。“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国家经济继续失控。加上“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为此，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也就是全部有资格上朝的大臣都来严肃的探讨国家经济问题），决定重新启用五铢钱。以上的反复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天下未并，戎车岁动。这“戎车岁动”表明了诸葛亮的北伐给曹魏经济带来的严重影响。
相反，诸葛亮理政时期蜀汉的经济状况却好于曹魏和东吴。诸葛亮将蜀锦出口（对魏、吴、越南、罗马出口）作为军费来源的大头，而蜀锦的生产是国营。同时他还大力发展盐铁业，将武器装备精良化，步兵、弩兵战斗力独步三国。而诸葛亮对传统赋税大项，未见有所增加。因此没有激起民变，缓和了阶级冲突。而当初曹操征关中马超，导致河间苏伯、田银起义，引发幽、冀两州响应；征汉中时，南阳百姓因为摊派的徭役太重，而爆发了宛城及其周围大别山区、郡县等地起义。这类情况在蜀汉的诸葛亮时期却没有出现。
因此，在经济发展方面，弱小的蜀汉以威武自强的姿态对曹魏关中经济区实行了毁灭性打击。关中是传统经济强区，一旦关中受累则牵动全国，最终延缓了曹魏全国经济复苏的步伐，诸葛亮北伐实是上兵伐谋之策。
诸葛亮死后蜀汉一度自守，使曹魏陆续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屯田恢复国力，终于在正始年间实现了经济复苏。在淮南经济区一带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军事集结，以及战时军需生产的集中地，为统一天下奠定了物资基础。但就在这时，“高平陵政变”引发了“淮南三叛”，曹魏统一天下的步调再次受阻。
诸葛亮北伐对曹魏经济的打击
三国蜀建兴六年至十二年（228―234年），蜀丞相诸葛亮前后五次出师攻魏，进攻雍州西部渭水以南地区。
诸葛亮按照“西出祁山，进据陇右，相机攻占关中，再进取中原”的战略方针，先平定南中，以巩固后方，积蓄力量。于建兴五年（227年），亲率大军进驻汉中，密谋策反魏新城（今湖北房县）太守孟达归蜀，以威胁南阳，牵制魏军。六年正月，诸葛亮首次出师攻魏。孟达通蜀事泄，被司马懿率军击歼。魏明帝曹苯驻长安，派左将军张A率兵5万拒战。由于蜀将马稷失守街亭，诸葛亮被迫退回汉中。八月，司马懿率魏军主力攻吴，大败于石亭。十一月，诸葛亮乘机再次攻魏，出散关进围陈仓，魏将郝昭据城坚守，强攻20余日不下，粮尽退还汉中。七年，诸葛亮第三次攻魏，派陈式出阳平关攻占武都、阴平二郡，自率主力进至建威，逼退魏援军后，撤回汉中。九年二月，诸葛亮第四次攻魏，再出祁山，北趋上邦，以木牛流马运送粮草。司马懿率军拒守，坚不出战，双方相持四月，蜀军师劳疲惫。适逢雨季，因军粮运输困难，中都护李严假传诏令，命蜀军撤回。途中，诸葛亮设伏杀魏将张A。十二年二月，诸葛亮第五次攻魏，率军10万出斜谷，屯兵五丈原，同时遣使者约吴出兵协同攻魏。司马懿率军在斜谷外渭水南岸据险设防。五月，吴军应约三路出兵攻魏。魏明帝曹辈扇 拔魇囟攻”战略，亲率大军反击吴军。吴军奉命主动后撤。蜀魏两军相持百余日，蜀军无隙寻机决战，诸葛亮积劳成疾，病卒军中，蜀军只得退往汉中。
此战，诸葛亮不顾战略上的失策，以一州之地强攻中原之魏，纵使竭忠尽智，终因实力悬殊而难以实现其战略目的。
六出祁山未有寸功之我见
政治：在三国相对稳定的时期，各国政治都比较清明，魏国国主曹丕至曹睿至曹芳，虽无有曹操的雄才伟略，但作为守成之君尚无明显过错。反观蜀国却存在政治混乱的问题。由于蜀地偏远，教育落后，人才匮乏，在朝辅政的官员有限。且刘备刚刚建立蜀国政权就在白帝城病死，随刘备东征西讨的第一代辅臣仅剩下诸葛亮和马谡等几人，而第二代谋臣如蒋婉、董允、费等人则由于诸葛亮的事必躬亲而缺乏锻炼机会，政治才能没有得到磨练。只有蒋婉在诸葛亮北伐过程中才有施展才华的机会。由于第一代谋臣和第二代谋臣共事时间过短，缺乏彼此之间的信任。其中董允、谯周、李严等是反对诸葛亮北伐的。这在政治上对诸葛亮北伐是不利的。而刘禅生于安逸又没有兄弟和他争夺皇位，所以刘禅本身没有什么才能，更缺乏做君主的威信，对臣下的约束力和对军队的威慑力都有限，从而造成蜀军的士气低落，缺乏为君主效命的决心。由于上述原因，只有诸葛亮在朝中的时候才能保证蜀国的政治清明，一旦诸葛亮出师北伐，朝廷必然陷入国中无人的窘境。而宦党势力则在此期间得到膨胀，由于宦党是封建统治阶级中最腐败的因素，宦党辅政必然造成国政混乱，最终影响诸葛亮北伐的成果。反观魏国，由于谋臣和君主的权利协调，政治清明，老百姓对汉室政权逐渐失望，曹氏政权逐渐成为正统，这也是诸葛亮急于北伐的原因之一。
经济：由于三国时期军阀长期的割据混战，各国经济基础都比较薄弱，不具备统一的经济条件，而曹氏政权所在的北方是当时的经济中心，经济相对发达，生产技术也相对先进。又由于北方是最早安定的地区，经济恢复时间较长，比其他两国更具有统一全国的经济条件。从曹操开始，曹魏一直在北方实行屯田制，大量流亡的农民都习惯于在北方耕种，而蜀国虽然比较适合种植农作物，但由于长期处于落后地位，经济实力无法和魏国抗衡。而此时只是经济中心由北向南的第一次转移，南方的经济还远远不如北方。再从国土面积上来讲，魏国的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二，蜀国和魏国的战争等于是一隅抵全国的战争，魏国可以从全国征调物资来赢得战争。
外交：在外交中，荆州的归属问题一直是吴蜀之间最敏感的问题，也是统治利益上最直接的矛盾，而根本矛盾在于两国都在防止被对方吞并，由此可见荆州的矛盾只能减化而不能调和。荆州对蜀国的重要性是很大的。首先，这里是蜀国的重要赋税基地，这里最靠近北方，相对于四川和江南地区，这里经济基础较好。其次这里是重要的军事基地，这里即是江南的门户又是北伐的出口。从荆州出兵可以直接到达东都洛阳，威胁整个魏国的统治。从关羽水淹七军迫使曹操差点迁都就可以看出。而诸葛亮前半生的谋略都是围绕荆州展开的，《隆中对》中诸葛亮对刘备讲：“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联吴会，西通巴蜀，此战略要地非其主不能守……待天下有变，将军可命一上将以荆州之兵以出宛洛，将军则领益州之兵以出秦川，百姓岂不箪斯壶浆以迎将军乎？诚如所言，则江山可定，汉室可兴矣。”由于关羽的大意使蜀国丢失了这个重要基地，使蜀国东西两线夹击魏国的战略计划落空，后期诸葛亮联吴伐魏也是为了弥补荆州丢失造成的战略被动。可惜荆州的丢失使刘备丧失冷静，举倾国之兵伐吴，73万大军死于非命，使蜀军遭受了从未有过的惨败。后期吴蜀虽暂时联盟，却由于出于自身统治利益的考虑，吴国对蜀国的北伐并未给予真正的支持，从而使魏国避免了两线作战的不利局势。吴国却在此时保存实力，导致吴蜀联盟名存实亡。
人才：在乱世中，要想完成统一，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才，而蜀国在培养和招募人才方面没有一套合理的制度，一度使蜀国出现了国内无人军中无将的尴尬局面。连廖化这种土匪出身的人也可以成为先锋。而蜀国过国主刘禅懦弱无能也是缺乏一套合理的人才培养制度，蜀国沿用东汉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也是下下之策。
军事：孙子兵法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再次伐战。在政治和外交上，蜀国没有占到任何优势，为赢得统一全国这一战略目的，最终只有靠战争手段达到战略目的。而在经济上，蜀国国力较之魏国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从上述原因分析，军事作战的难度将进一步增大。当然，战争难度的增大从客观上更能突出军事家的才能。也由于上述原因，六出祁山的战争才能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留下光辉灿烂的一笔。如果你仅从上述原因中分析诸葛亮六出祁山未有寸功的话，你将错过最精彩的过程。当然，战争不是小说，战争的艺术性和惨烈性也不能达到小说所演绎的高度。首先我们从战争的正义性角度来分析。从小说中来讲，诸葛亮是为了恢复汉室江山而北伐，是正义的，但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来讲，这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是两个王朝之间的兼并战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当时统一全国的时机并不成熟，战争没有给中华民族带来发展，更多是带来了灾难，百姓遭受连年战争之苦，中原的农业文化相对倒退，从这个角度来讲战争也是非正义的。从战争的进程上来看，蜀军在大多数时候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处于战略进攻状态，诸葛亮在用兵、布阵、设计等决定战争主动权的关键方面占有优势，所以魏国军队基本处于战略防御阶段，虽然魏国几次改变主帅人选，依然没有改变在战争中的不利地位。当然，魏国统帅司马懿和诸葛亮的对抗中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从战争全局来讲，蜀军远来，军粮运输不利是蜀军的天生缺陷，补给线过长，给蜀军也造成很大麻烦，虽然诸葛亮在战争中极力克服这些缺点，但他无法超越实际，终究历史把他推向了失败。而魏军统帅司马懿充分利用上述缺点，处处设防，层层设防，采用拖延战术，延缓蜀军的进军速度，利用时间将战争被动转化为主动。所以在战争中，诸葛亮总是使用各种计策诱使司马懿出战，达到他速战的目的，而司马懿一直坚守不出，形成了这一时期的战争特点，也是不同于其他战争的具体特点之一。从人才角度来讲，蜀军就处于明显劣势，刘备的五虎上将，只有赵云参加了早期的北伐战争，但由于年事较高，没有作出应有的贡献，而蜀军第二代将领作战能力较差，唯一的名将魏延却有反心使诸葛亮不能放心使用，而姜维作为第二代将领的佼佼者却因诸葛亮缺乏智谋之士只能留在诸葛亮身边，不能参与一线战争。在古代以人为主的战争中，缺乏名将在战争中是十分被动的。而且会造成士气低落。反观司马懿领导的魏军则名将如云，张A、王双、郭淮、郝昭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在这一项目上，魏军占据明显优势。从武器装备上来讲，蜀军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诸葛弩，使蜀军实力有很大增强，诸葛弩对对方骑兵威胁较大，从而弥补了蜀军缺乏名将这一劣势。司马懿坚守不出也是害怕蜀军这一厉害武器。从兵源数量上来讲，魏军还是占有优势的，但由于长期处于战略被动，处处设防造成兵力分散，优势无法发挥。从战术上来讲，诸葛亮一生用兵谨慎，由于刘备托孤之重，诸葛亮用兵更加谨慎。在战争中，谨慎固然重要，但冒险精神也是不可或缺的，风险大小往往同战果的大小成正比。首先，诸葛亮放弃了从斜谷进兵直袭长安的战略，采用平推式的战法，虽然更加保险，但延缓了进军速度，不能给魏军以致命打击。虽然诸葛亮在战争中不断取得局部胜利，却无法积小胜而成大胜，很难取得战争的全盘胜利。而在三国后期，邓艾冒险偷渡阴平，一战夺得蜀国江山，这就是冒险精神的作用。而从诸葛亮六出祁山扮演的角色来讲，对他北伐也是十分不利的，诸葛亮最善于谋略而不是前线领兵打仗，和西汉宰相萧何类似，而刘备的早逝把诸葛亮推到了战争的第一线，使诸葛亮扮演了一个并不擅长的角色，这也是北伐悲剧的原因之一。再从诸葛亮的性格来讲，诸葛亮为抱刘备知遇之恩，凡事竭尽全力，事必躬亲。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战争失败的偶然性，但同时影响了诸葛亮在战争中对全局的把握，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正是这个道理。使用马谡镇守街亭正是上述原因造成的。而长期的劳累和思考给诸葛亮的身体健康造成了很大的隐患，最终一代贤相在五丈原的瑟瑟秋风中病逝，这是最遗憾的结局，也是最无奈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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