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才网>哲学>本体论哲学的发展还是哲学形态的彻底革命

本体论哲学的发展还是哲学形态的彻底革命

时间：2022-07-02 11:34:37 哲学我要投稿

相关推荐

本体论哲学的发展还是哲学形态的彻底革命

　　【内容提要】寻求一个能够把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区分开来的哲学形态划分标准，正确解读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国内外学术界长期未能予以解决的重大问题。但不论是把哲学上的“两个对子”作为哲学评价标准的传统方法，还是近几年来一些学者用现代西方哲学或各种各样的“本体论哲学”来诠释马克思哲学的“新”方法，都不能使这一问题得到彻底解决，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解读马克思哲学基本精神的关键，也是划分两大哲学基本形态、区分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哲学的可靠标准。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出发，迄今为止的一切哲学，都可以划归传统形而上学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真正的马克思哲学)这两大哲学基本形态。只有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入手，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正确理解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从哲学形态的高度把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哲学区分开来，使目前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本体论情结” 得到化解。

　　【关键词】理论与实际关系/哲学形态/马克思哲学/本体论哲学

　　【正文】

　　长期以来，国内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一直受哲学评价标准变化的深刻影响。从改革开放前把哲学上的“两个对子”作为标准来评价马克思哲学和传统哲学，到改革开放初期用这个标准评价现代西方哲学，再到目前一些学者摒弃这一标准，转而用现代西方哲学为参照来解释和评价马克思哲学，随着评价标准的转换，人们对马克思哲学地位和价值的认识也越来越难以统一。特别是近几年来，这种状况越来越严重：一些人力主摒弃“两个对子”这一评价标准，用现代西方哲学为参照来解释和评价马克思哲学；一些人仍然坚持以“两个对子”为评价标准；一些人则力图发现一些新的逻辑起点，重构马克思哲学。由于缺乏一个公认的评价标准，致使人们在对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关系的认识，以至其在人类哲学思想史中的地位的认识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分歧。特别是近几年来，一些学者坚持用各种各样的“本体论哲学”来诠释马克思哲学，致使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往往陷于追求“新名词”和“新表述”的怪圈之中而不能自拔。

　　因此，寻求一个能够把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区分开来的哲学形态划分标准，正确解读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就成了理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首先予以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解读马克思哲学基本精神的关键

　　正确认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首先必须从马克思哲学的原始文本出发，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

　　纵观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并没有给自己的哲学一个最终的确定的名称，而是在不同的场合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新唯物主义”[1]、“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1]、“实践的唯物主义。”[1]、“我的辩证方法”[2]、“为历史服务的哲学”[1]、“人的科学”[3]、“资本的理论，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理论”[4]等，恩格斯也在不同的场合把马克思和自己的哲学称为“现代唯物主义”[5]、“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5] 、“自觉的辩证法”[5]、“唯物主义历史观”[5]，“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5]、“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5]、“马克思的辩证法 ”[5]、“唯物主义方法”[5]等等。也正因为如此，才造成了后人在理解马克思哲学上的困惑：不论是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 “人的科学”、“为历史服务的哲学”、“辩证方法”，还是“唯物主义历史观”、“ 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或“唯物主义方法”，都很难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坚持从“本体论”、 “认识论”、“历史观”和“辩证法”四个不同的角度来“全面”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 ——甚至直至今日，国内学术界仍然把“本体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念念不忘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但是，这种研究模式存在着两个非常明显的弊端：一是把作为“一块整钢”的马克思哲学人为地分割成了只是在概念推理中才能发生联系的几个孤立的部分，使活生生的马克思哲学成为了只是在概念表述上才能体现出优越性的理论教条；二是混淆了马克思哲学与其它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的界线，有人认为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同属于一个哲学形态，都是现代哲学。有人则像海德格尔等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那样，认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6]，马克思哲学与其他的西方哲学流派如尼采哲学并无本质区别，充其量只是在形而上学的模式下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但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

　　实际上，如果坚持从马克思哲学的原始文本出发，全面考察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仅仅抓住马克思的片言只语，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新哲学既反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旧唯物主义，也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把一切归结为精神的唯心主义；既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也反对费尔巴哈与社会现实相脱离的抽象概念体系。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论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它们虽然在本体论的逻辑起点上截然不同，从而形成了从精神还是从物质出发来解释世界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但他们作为传统形而上学框架内的孪生兄弟，共同拥有一个与生俱来的重大缺陷，即从纯粹概念出发建构绝对体系，从而导致理论脱离实际、哲学脱离现实[7]。这就是马克思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原因。

　　出于在理论与实际关系上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马克思哲学相对于旧哲学的根本性转折就在于：一是摆脱了旧哲学(既包括旧唯物主义，也包括旧唯心主义)从纯粹概念出发建立绝对体系的俗套，把自己的哲学视为开放的、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哲学；二是摆脱了旧哲学单一认识世界的功能，转向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三是改变了传统哲学专一致力于“形上”之思，以远离尘世为荣的世俗，以促进绝大多数人以至全人类的全面发展为己任。也就是说，它摆脱了以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为基本类型的、“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束缚，发展成为一种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更为高级的哲学形态[8]。它是一种“反形而上学哲学”或“非形而上学哲学”，是在终结和扬弃传统“形而上学”基础上形成的新哲学。这种新哲学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与传统形而上学根本对立，其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面向现实，以批判现实、认识现实、改造现实为主旨

　　一是在认识方法上，坚持从动态发展着的社会现实出发来认识现实世界，批判现实世界，而不是从“现实”或从“人”的抽象概念出发来建立各种体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坚持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在认识方法上，习惯于把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事物变成“抽象概念”，然后在抽象概念的基础上仅仅依靠逻辑推论建立绝对的体系，从而使自己的认识从一开始就离现实越来越远。而马克思则走着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相反的道路，反复强调在研究和解决各种现实问题时，必须时刻坚持从现实社会条件出发，“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2]——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抽象概念”放到社会现实中去考察，认识和批判现实。这是马克思在其终生的研究特别是《资本论》的研究中所一贯坚持的认识方法，亦即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方法。

　　二是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上，坚持认识世界为改造世界服务，反对建立单一追求认识世界的纯粹概念体系。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等著作中，马克思非常鲜明地阐明了自己的哲学理想，认为其所在时代的哲学家们受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的影响，把哲学仅仅限定于解释世界的领域，仅仅致力于建立各种各样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体系，“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这是远远不够的。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2]哲学家必须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把目光投向改造世界，实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既要认识世界，看到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标准，世界的可知性和思维的“客观真理性”都必须由实践来证明；又要看到人的实践在改变周围环境和改变人自身两方面的作用，坚持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

　　2.面向人民群众，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己任

　　马克思一生中都坚持面向人民群众，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己任。也正因为如此，他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自己的研究方向称作“人的科学”，认为只有摆脱自然科学“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3]，摆脱当时“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1]的思维模式，把目光转向处于具体社会历史环境当中的、具有现实社会需要的人，从而使自然科学和“关于人的科学”、自然史和人类史融为一体，把以实现人类的根本利益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既包括自然史、又包括人类史在内的“历史科学”作为“唯一的科学”。这就是马克思从意识形态、法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各方面全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探讨未来社会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在马克思看来，“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而以上这些研究都是“关于人的科学”，都是在维护和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谋求人类的全面解放。马克思一生都在为当时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无产阶级以至全人类的根本利益而奋斗。

　　正是从这一准则出发，马克思对当时的德国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批判。马克思指出，康德形而上学的缺陷就在于割裂了理论与“现实的阶级利益”的关系，把“现实的阶级利益”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在康德那里，我们又发现了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不管是康德或德国市民(康德是他们的利益的粉饰者)，都没有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因此，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 ”[9]而当时的德国“思想家”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脱离“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依靠“纯粹的概念规定”、“空洞的幻想”来批判现实，“自然就要得出世界上最荒谬的结论”[9]。

　　3.面向发展，随时坚持理论与实际的动态统一、与人民利益的动态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发展的动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不论什么时代，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实践都是最大的实际问题、现实问题。换句话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一是要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为个人，还是为广大人民群众；二是要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如何为大多数人的问题。马克思哲学不仅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统一，而且强调理论和实际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统一。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发展着的社会历史本身而不是所谓的原则，它是从社会现实中引出原则而非相反。不仅如此，马克思坚持把从社会现实中引出的原则运用于现实，运用于改造世界，不仅使这些原则适合人民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按照这些原则去改造现实。这是马克思哲学成为时代的精华，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代表着历史发展方向的根本原因所在。在马克思哲学以至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当中，人民性、利益性、阶级性和实践性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是在理论和实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的动态统一，是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统一。

　　这三个方面，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一切从现实出发，研究现实、改造现实，实现理论与实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动态统一。这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精神，从哲学基本问题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上，体现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作为哲学形态的根本对立。

　　二、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是理解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最佳视角

　　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以相同基本思想为指导的有机的、统一的过程，还是几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几经转折的阶段?二是理论的内容，是由几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构成的学科体系，还是在同一个基本思想指导下对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重大问题的认识与解决?

　　能否正确理解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与坚持什么样的思维模式和理论视角密切相关。坚持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就必须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改良，把马克思的整个理论理解为一个绝对的体系，理解为对社会的不可改变的规律性认识，并把它机械地分割为几个互不联系的、由纯粹概念建构而成的学科。甚至于用一些从现当代西方哲学中借来的新名词，套到马克思的头上，对其进行“新诠释”，或是构建“新形态”。

　　而只要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入手，我们也就可以发现，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就是整个马克思理论的基本精神，贯穿于马克思终生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当中。不论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马克思哲学，还是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其基本精神都是相同的，就是按照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和利益就是最大的实际、最大的现实。这就使理论和实际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统一起来，使理论的阶级性、科学性、实践性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统一起来。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是在把唯物主义辩证法用于认识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如社会意识形态问题(包括法哲学在内)、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时形成的，它们是一个统一有机的整体，而不是互不联系的几个部分。早在青年时期，马克思就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缺陷有了深刻的认识，开始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背叛。其后，又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共同缺陷，才真正建立了与传统形而上学根本对立的哲学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个新哲学形态的产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基本思想散落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政治、经济等领域重大问题进行研究的大量论著中，绝不能以某一论著的观点为限。并且，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也都没有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进行过系统论述。因此，关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我们必须从其全部产生发展过程来把握其整体性。

　　马克思早在1841年4月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附注]中，就以探讨哲学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问题为己任，而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不屑一顾。文章中，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人与自然、自我意识与客观现实、哲学和世界的辩证关系，寻找使“在本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的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1]的途径。早在这个时候，马克思已经发现了传统形而上学必然导致 “哲学同世界的一种颠倒关系和敌对的分裂”，指出：“那个起初表现为哲学同世界的一种颠倒关系和敌对的分裂的东西，后来就成为个别的哲学的自我意识本身中的一种分裂，而最后便表现为哲学的一种外部分裂和二重化，表现为两个对立的哲学派别。”认为应该使“哲学转向外部”，把自我意识“从作为一定的体系束缚它们的哲学中解放出来”，把“坚持把哲学的概念和原则作为主要的规定”推出世界的传统形而上学再“颠倒”过来[1]。这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萌芽，触及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的焦点——理论和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使他从哲学生涯的开始，便投入到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斗争当中(虽然还只是限于理论上的探讨，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形而上学的影响)。

　　其后，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初步完成了从传统形而上学到全新的哲学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转变。他对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对传统形而上学在政治经济领域的现实表现给予了批判；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彻底完成了由传统形而上学向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转变。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基本精神的重要体现。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强调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指出德国哲学的“ 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批判“老年黑格尔派认为，只要把一切归入黑格尔的逻辑范畴，他们就理解了一切”，而“青年黑格尔派玄想家们”“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而“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认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侧重于对德国的意识形态及其根源即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他们不仅把费尔巴哈哲学视为形而上学，而且把自己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彻底对立起来。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一个全新的哲学形态，总体框架已基本形成。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马克思、恩格斯充分发挥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功能，致力于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坚持哲学为现实服务、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方针，努力分析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探索无产阶级的解放道路，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现实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因而，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是在同一个基本精神指导下凝结而成的有机整体。也正是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入手，马克思才使自己的哲学与古典哲学和同时代的德国哲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马克思哲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克服了传统形而上学中的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片面强调“解释世界”，单纯依靠概念推理来“认识世界”的弊端，把“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从而在认识论和历史观中、在自己的整个哲学中，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哲学理论和社会现实的统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与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说：“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3]这里的“哲学”，是指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也就是说，传统形而上学片面强调认识世界，必然割裂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反之，如果到改造世界的实践当中去，存在的就只有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是统一的，还是相互脱离的——只有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是统一的，人们才能实现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目的。也只有实现了理论与现实的统一，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终生所追求的，就是要使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在马克思的全部理论中，坚持理论与实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统一与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是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非常重视“哲学和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这两者的关系”，批判施蒂纳“却总还是停留在纯粹思想的世界的范围内”，“他真正相信意识形态的各种抽象思想统治着现代世界，他深信他在其反对‘宾词’、反对概念的斗争中攻击的已不是幻想，而是统治世界的现实力量。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头脚倒置的手法，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无限的轻信，竟把资产阶级的一切虚伪的幻想、一切伪善的保证信以为真。”认为“在施蒂纳那里，客观世界的关系在反思中成为他的反思的创造物”[9]。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主张哲学来源于现实、服务于现实，它不是以本体为基础和出发点，而是以现实为基础和出发点；不是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超越一切僵固的、封闭的体系，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他们一生中不再对形而上学的知识论问题进行过多的探讨，而是把主要精力转向对“人民现实的幸福”的关注，转向对最广大人民群众——无产阶级现实状况的关注。他们关心的是现实中人民的尘世幸福，而不是虚幻的天国的幸福。他的哲学面对的是现实事物、现实社会，而不是纯粹的概念。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才强调“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

　　由此可见，国内外学术界一些人坚持“两个马克思”和“马恩分立”说，认为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均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不能说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没有区别，也不能说马克思与恩格斯没有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至任何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必然有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与恩格斯也有着学识水平、实践阅历和学术专攻等方面的差异，有时甚至存在着研究分工的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就马克思从青年到老年以及二人的终生合作而言，都有一条主线贯穿于其中，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哲学与现实的统一，哲学为现实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为改造旧世界服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从一开始就是同大多数人的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在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与传统形而上学截然不同的哲学新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并把它运用于改造现实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活动当中，运用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整个马克思理论是一个由其基本精神贯通起来的有机整体，而不是从几个不同的基本概念出发推演出来的、纯粹的学科体系。

　　因而，我们只有把握住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才能从马克思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入手，全面把握马克思哲学以及全部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

　　三、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区分马克思哲学和本体论哲学的可靠标准

　　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划分两大哲学基本形态的可靠标准。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出发，迄今为止的一切哲学，都可以划归传统形而上学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真正的马克思哲学)这两大哲学基本形态[8]。

　　所谓哲学基本形态，是由哲学的对象、本质、目的、功能、方法等基本要素构成的，最具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哲学类型。不同的哲学基本形态，除了哲学基本问题是相同的以外，在哲学的目的、本质、功能、具体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等方面，均具有明显的区别。因此，仅仅用哲学的“两大阵营”和“两个对子”包含的四种要素，并不能准确地描述两大哲学基本形态——传统形而上学和马克思哲学之间的本质差别。

　　也正因为如此，在哲学形态的划分上，马克思已不再满足于传统哲学把哲学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仅仅局限于认识论领域，局限于“解释世界”方面，而是把它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拓展为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问题)，并把它作为区分自己的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标准(由于篇幅所限，作者对此将另文论述)。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

　　把这一标准用于考察整个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迄今为止的人类哲学史上，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所有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以及各种“二元论”哲学，都同属于“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哲学基本形态。其基本特征是：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1]，从纯粹概念出发，依靠逻辑推论建立绝对的体系。这种哲学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一是到近代为止的西方古典哲学。在本质上属于本体论哲学，具体表现为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和二元论三种形式。但不论是那种形式，都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即哲学是为了求知而非实用，坚持理论与实际在思维中的统一，坚持从最抽象的“本体”出发来解释世界；二是现代西方哲学。其特点是反对“形而上学”原有的“理性化”的抽象概念体系，强调哲学的科学性、实证性，但仍然坚持把人抽象化，从抽象的“感觉”、“意志”、“经验”、“生命”、“存在”、“此在”等抽象概念出发来解释世界，因而其本质上仍然是在运用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建立绝对体系，具备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特征；三是后现代西方哲学。其特点是高举反对“基础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大旗，反对包括现代西方哲学在内的一切“形而上学”，力图面向现实，批判现实，对重大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但前期的否定性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及一切传统文化持根本否定态度，实际上仍然是在运用传统形而上学追求终极和绝对，要么绝对肯定，要么绝对否定的思维模式。后期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虽然力图面向现实，着眼于社会的建设，寻求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道路。但它仍然是凭借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停留在纯粹思想的世界的范围内”，而不是从现实出发、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来寻求社会发展的道路。因而，根本看不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只能从“宗教”中寻求未来社会的出路。它也没能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特征，仍然属于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基本哲学形态。

　　与“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哲学基本形态相对应，马克思哲学则属于另一哲学基本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这里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指马克思原创的、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和灵魂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其实质上是“马克思哲学”的代名词，就是整个的马克思哲学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被后人理解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最高规律”的那种“唯物主义辩证法”。它最基本的特征是：面向现实、面向人民大众，坚持理论与实际、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坚持理论和实际、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

　　同时，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整个的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基本形态而不仅仅是一种方法，在哲学基本形态的各个方面，如哲学的目的、对象、内容、方法、理论来源与表述、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上，与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全面对立：在研究目的上，唯物主义辩证法以改造世界、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为目的，坚持从现实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服务于现实。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10]。对传统形而上学来说，辩证法只是求知的工具，唯物主义辩证法则是坚持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它既是认识世界的世界观，也是改造世界的方法论，而不仅仅是认识世界的认识论。在研究对象上，唯物主义辩证法把现实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认为理论是来自现实，是现实的反映，坚持理论与实际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强调“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1]。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是把“本体”作为研究对象，是理论与现实相脱离或背离：唯心主义认为现实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唯物主义虽然反对现实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的唯心主义观点，但其哲学也仅仅是从头脑中而不是现实中产生出来的思想。在哲学研究方法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以全面、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解决与人类历史命运相关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马克思一生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思，致力于全世界无产者以至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要求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从事实和事实本身的联系出发，抛弃一切先入为主的、同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思维方法(包括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坚持从思想出发，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在超越于经验的纯思维领域构造世界的发展图景，因而不能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来认识世界。这是包括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在内的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家的共同缺陷。在哲学理论的表述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认为真理是现实的反映，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承认永恒不变的“本体”和绝对真理，反对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认为自己的哲学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追求终极，追求普遍，追求绝对，追求永恒不变的“本体”和绝对真理，致力于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把自己的哲学封为绝对真理。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现实的哲学，它坚持哲学是与现实相统一的，在现实中生长和发展的，是为现实服务、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以哲学与现实相脱离为特征，不仅方法本身容易导致哲学理论与事物的真实面目不相符，即使哲学理论本身有与实际相符合的成分，也只是作为知识和教条，成为空头理论，而不能正确用于解决现实问题，更谈不上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因此，在本质上，唯物主义辩证法与传统形而上学、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哲学，属于两个根本对立的哲学基本形态。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原创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既不是本体论哲学的改良，也不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因素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在对二者批判和超越的基础上，在更高层次上的再生。它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基本形态，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哲学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从纯粹概念出发建立绝对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哲学基本形态的根本革命。

　　因而，只有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把马克思哲学与其它哲学，如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现当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区分开来。而我们目前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简单概括，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或辩证方法等等，都很难说已经准确表述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充其量只能是反映了其一个方面或某些方面。就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说为例，虽然反映了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和唯物两方面因素及其在认识当时社会现实时形成的一些研究结论，但却无法反映马克思哲学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理论和实际与人民利益相统一的根本特征。实际上，这些概括仍然是从哲学的“两个对子”出发，用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这四个因素来判定马克思哲学在认识世界方面的某些特征。由于这些概括仍然是用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来看待马克思哲学，因而很难准确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正本质。

　　从原则和概念出发，这是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而我们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运用的却正是这样的方法!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如果像柏林的思想家一样，停留在德国地方性印象的圈子里议论自由主义和国家，或者仅限于批判德国市民关于自由主义的幻想，而不从自由主义与它所由产生的并赖以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上去理解自由主义，那末，自然就要得出世界上最荒谬的结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至今仍这样表现出来的德国自由主义，已经是通俗形式的空洞的幻想，是现实的自由主义在思想上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把它的内容变为哲学，变为纯粹的概念规定，变为‘对理性的认识’，真是易如反掌!”[9]这种脱离现实，脱离“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把一切都“变为纯粹的概念规定”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必须坚决予以终止。

　　四、目前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本体论情结”及其化解

　　我们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以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为判定标准，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然而，目前国内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恰恰就是：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判定标准，从而导致认识了上的混乱。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本体论”哲学的兴起，国内用本体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的潮流大有不可阻挡之势。一些人坚持用“实践本体论”、“人本体论 ”、“生存本体论”等各种各样的本体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形成了解不开的“本体论情结”。这就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困惑：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马克思哲学，是把它作为一种在目的、对象、原则、方法等各方面与“本体论哲学”截然不同的全新的哲学形态对待，还是把它仅仅视为一种理论体系，知识体系?

　　要对这些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就需要我们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这一判定标准出发，对本体论的本质和特征进行认真考察。

　　众所周知，本体论是西方古典哲学的核心。虽然“本体论”一词直到17世纪才拼造出来，但“本体论”的研究自古希腊就开始了。“本体论”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被称为“本体之学”。黑格尔认为形而上学包括“本体论”、“理性心理学或灵魂学”、“宇宙论”和“自然的或理性的神学”四个部分，“本体论，即关于本质的抽象规定的学说。”[4]康德认为形而上学“由四种主要部分所成：(一)本体论；(二)合理的自然学；(三)合理的宇宙论；(四)合理的神学。”[12]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也认为：“与形而上学相关的有存在论、宇宙论、心理学以及自然神学”[13]。由于在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着眼于存在，着眼于存在中的存在者之共属一体，来思考存在者整体——世界、人类和上帝。形而上学以论证性表象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 [6]因此，在西方哲学中，大多数情况下，“本体论”与“第一哲学”、“形而上学” 是同义的，主要探讨超越具体事物的、在具体事物之上的关于存在的最一般根据的学问。特别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理性心理学、理性物理学、理性宇宙论都成了实证科学，逐步被心理学和生命科学、理论物理学、天文学和宏观物理学等所取代，理性神学也从哲学中分离出去，回到宗教之中。只有本体论始终留在形而上学内。因此，也有人把本体论等同于形而上学。

　　本体论哲学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对“本体”的追求。而“本体”作为西方哲学中的独有概念，指只能用理性才能理解的本质，是理性直观的对象。它是18世纪经康德的应用而流行的哲学名词。康德认为本体是与现象(显现于一位观察者的事物)相对立的事物本身。尽管本体掌握者可以理解世界的内容，但他却主张人的思辨理性只能知道现象，决不能透入本体。康德的本体作为“思想”的“对象”，理性直观的对象，是一种“只存在于‘思想’里”的存在，是本体论哲学研究的对象。虽然这并不是全部哲学家共有的观点，但任何一种“本体”都具有以下共同特征：(1)都是纯粹思想的产物，一种高度抽象化的、抹杀了现实社会特征的、“只存在于‘思想’里”的存在；(2)是最基本、最普遍的终极概念，具有解释一切以至在思想中“建构”整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因而，尽管形形色色的“本体论”哲学有着各不相同的“本体”以及由其推演而来的各种各样的理论体系，从思想和概念出发、建构绝对体系则是其根本特征。它的必然结果就是哲学脱离现实、理论脱离实际。就以“实践本体论”而言，当把实践抽象为“本体”以后，实践主体的社会性、目的性，实践的具体社会环境，实践的效果及其与人民根本利益的关系等等，都被抽象掉了，从而成了一个纯粹的“抽象物”。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整个理论，只能是纯粹的逻辑推论，很难对现实社会的发展产生应有的作用。用这样的理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必然导致对马克思哲学的教条化理解，这是马克思本人所不能容忍的。正如马克思在批判布鲁诺时所说的那样：“圣布鲁诺错误地把一些唯物主义者关于物质的哲学词句当作他们世界观的真实的核心和内容了。”[14]我们的一些哲学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从哲学形态基本变革的角度来说，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仅没有过时和被超越，而且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开创的是这样一个哲学形态：它跳出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从纯粹概念出发建构哲学体系的传统模式，致力于研究现实、改造现实，以使其更加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更加符合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它所具有的现实性、人民性和成长性，是任何一种受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思维模式局限的哲学流派所不能比拟的。

　　必须予以指出的是：目前马克思哲学所受到的种种责难，无一不是在把马克思哲学解释为一种“形而上学”或某种“本体论”哲学的前提下才出现的——只要是先把马克思哲学解释为某种“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然后再用传统形而上学的标准去衡量，那么，它相对于传统西方哲学、相对于现当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并没有什么绝对优势，在有些方面甚至是各有千秋。然而，如果我们从理论与实际关系的角度，把马克思哲学作为一个与传统形而上学有着根本区别的哲学形态来认识，那么，马克思哲学之外的一切哲学也就不再显得那么神秘了。

　　与此相关，有的学者提出要“重构”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体系”，或是“在现时代实践的基础上，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也是受这种思维模式影响的结果。实际上，马克思哲学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理论体系，我们甚至也找不到一个“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它作为一种哲学形态，沉淀下来的只是一些认识现实和改造现实的方法、原则，是它坚持理论与实际在人民根本利益基础上统一的基本精神。《资本论》虽然在从“商品”出发来揭示资本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时借用了“黑格尔的表达方式”，但这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外在的形式，其实质仍然是从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出发，研究现实、解决现实问题，这与传统形而上学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 ”，从纯粹概念出发推演出绝对体系的思维模式绝不可同日而语!而目前一些学者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上，走的恰恰是马克思所坚决反对的路线——一种追求终极“本体”的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强调实践，就要把世界解释成“实践的”，从而构建由实践产生出一切的“实践本体论”；强调人，就要由人的概念推出一切，构建“人本体论”；强调方法，就要把马克思哲学仅仅归结为方法，甚至“把‘历史’当成一种方法来理解” 。这种从某一纯粹概念出发推演出整个体系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是与马克思哲学的主旨背道而驰的，是要不得的。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所谓“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就只能是把今人制造的体系，硬说成是“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或是对“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的“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

　　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主张哲学从现实出发，理论为现实服务、为人民服务，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反对“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 ”对侍自己的理论[4]。既要反对“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4]的教条主义，又要反对“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 ”，“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尽速构成体系”的学理主义[4]，认为二者都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在同年8月致保·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更是明确地对上述的假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指出：“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4]。要求划清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这对我们纠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形而上学倾向，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在于其创新性和开放性——这不是说它有一个体系，一个开放的体系——而是它的研究对象即社会现实是变动不居的，是开放的、发展的!“ 重读马克思”是必要的。但是，我们“重读马克思”，应着重于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区别，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而不是力图去建立形形色色的 “体系”，并把它强加给马克思!

　　因此，我们要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命运问题，就必须从哲学形态的高度，认识和把握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的根本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研究和解决每个时代的社会现实问题。就我国现阶段而言，如何按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去解决好各种重大的现实问题，如个人利益、政党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关系问题，多数人利益与少数人利益的关系问题，部门或集团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关系问题，如何通过立法、执法和监督建立起平等机制和竞争机制的问题，社会管理体系和机制的发展与完善问题，党政领导权与人民监督权的关系问题等等，都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应该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使这些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既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马克思主义能不能真正得到弘扬和发展。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决不可等闲视之。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78，75，2，66，75，76-77，64-66，57，62，7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1，19，19.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0，89，88.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31，688，677，688，691-692，6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8，349，349，740，347，349，465.

　　[6]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68，68.

　　[7]郝立忠.形而上学批判[j].文史哲，1999(06).

　　[8]郝立忠.作为哲学形态的唯物主义辩证法[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154，238.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13，215，262～263，301，215.

　　[10]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31.

　　[11]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