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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真理后现代分析哲学的限界
真理问题，既是传统哲学认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现代逻辑与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本文试图立足于现代逻辑，对真理问题作一初探。
真理，作为英文truth的中译， 它在现代逻辑与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涵义与在我国传统哲学认识论中的涵义是并非完全相同的：第一，作为现代逻辑与现代西方哲学所研究的真理，指的是其值为真的命题或语句，因此，任何一个命题或语句，只要其值为真，它就是此种意义下的真理。所以，诸如“二加二等于四”、“有的花是红的”、“‘鲁迅’是周树人的笔名”等均可以谓之真理，但很显然，这些命题却并非传统哲学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因为，我国传统哲学认识论所讲的真理主要是指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的正确认识。第二，现代逻辑与现代西方哲学所指的真理主要是指一个个的真命题或语句，而我国传统哲学认识论则更倾向于用“真理”来指称关于某一问题的正确而系统的理论，即一类真命题或一个个真命题组成的体系。Woitics，又译作符号学）的观点， 对语言表达式（语词与句子）的分析可以有三个层次，即语形、语义与语用层次。
如果对某一表达式的分析只涉及其符号间的组合即形式结构而撇开表达式本身的具体意义，则这种分析是语形层次的；如果对表达式的分析不仅考虑其符号间的组合、结构，而且要涉及其表达式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即表达式的意义，则这种分析便是语义层次的；如果对表达式的分析不仅涉及其语形与语义，而且要考虑其具体的使用语境，即分析表达式与其使用者之间的特定关系，则对表达式的这种分析便是语用层次的。
与上面的所述相对应，相对于一个命题或语句，如果不需要分析符号的具体所指，只需考虑符号本身及其形式结构便可以确知其值为真，则这样的真理我们谓之语形真理。逻辑中的永真式、重言式，反映数学真理的公式均可以归于此类。比如“或者p或者非p”、“p→p”、（a＋ b）[2]＝a[2]＋2ab＋b[2]等等。如果一个语句或命题的真，不能只通过分析其语形结构，而且必须分析语句或命题的具体意义才能确定，则这种类型的真理便谓之语义真理。
比如，某些语义定义如“单身汉是未婚的成年男性”以及一些事实上真实的命题如“雪是白的”、“地球是圆的”、“金属都导电”等等。如果一个语句或命题的真，必须联系其具体的使用语境才能确定，一旦脱离具体的语境便无法确定，则此种真理我们谓之“语用真理”。例如“尼克松是美国总统”这一语句或命题，它在尼克松的任期内是真的，是真理，相对于尼克松的任期之外，则不是真理。
因此，要确定它的真，必须考虑该语句或命题的语境因素。所以，语用真理的真主要是由其语境确定的，而语境是一个包容量很广的概念，它不仅可以包括一句话的上下文，也包括理解该语句所需的各种背景知识，由此，可以把一个语句或命题的语境定义为理解该语句或命题所依赖的各种自然与社会因素。可以看出，语用真理的最大特征就是对语境的依赖性。
就语形真理、语义真理、语用真理而言，它们的“真”的程度也是不同的：语形真理的程度最高、语义真理次之、语用真理最低。在一定的辖域或范围内，语形真理的真不需要分析符号本身的具体意义，只需分析其形式结构便可以确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真是不以具体内容为转移的、是十分确定的：不管对符号代之以什么相应的内容，它表述的都是真理。
不同于语形真理，语义真理的真必须通过分析表达式的具体意义才能确定，因此，它的真的程度要低于语形真理。至于语用真理，其真理性依赖于其具体的语境，即是说，某一表达式在某一语境中可能是真的，但在另一语境中则可能不真，所以，只是相对于某一语境，它才是真理。因此，语用真理的“真”的程度最低。从这个意义上看，语形真理、语义真理与语用真理又是三个相互递进的层次：它们的每一前者都是后者的基础，而后者都逻辑地包涵了前者。
值得注意的是，将真理作语形真理、语义真理与语用真理之分，这种划分也并非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事实上，纯粹而绝对的语形真理是不存在的，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程度最高的语形真理，它的真也是有条件的：它必须相对于某一具体的领域或系统，或就一定的条件而言。
例如，pv～p、～（p∧～p）作为重言式即语形真理， 它只是在二值逻辑的范围内才是永真的，在非经典逻辑比如多值逻辑、直觉主义逻辑等系统中，它们都不永真，而如果离开逻辑与数学，即不是从逻辑与数学的眼光谈问题，则诸如pv～p、p→p、（a＋b）[2]＝a[2]＋2ab＋b[ 2]等可以说都不是真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真理都是语用的，它们的真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一定的语境而言的。这一点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真理。
三
从现代逻辑的观点看，作为其值为真的语句或命题，真理的表述语言主要可分为两种，即自然语言与人工语言。
所谓自然语言，又叫日常语言，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在一定的语言范围中所使用的某种民族语，比如英语、汉语、法语、俄语等等。所谓人工语言，则是指人们根据特殊需要而自觉创造的符号或符号体系，其根本属性是人工制造。人工语言可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人工语言泛指一切人为地制造的各种作为交际与思维工具的符号，狭义的人工语言则专指某些学科特别是数学与逻辑学科所构造的形式化语言。形
式化语言其实质也就是一个形式系统，它的一般的构造顺序正如波兰逻辑学家鲍亨斯基所说：“先确定有意义的符号，然后从符号中抽象掉意义，并用形式化方法构成系统，最后对这个所构成的系统作一种新的诠释。”[5]
无论是自然语言还是人工语言，它们都具有符号性与指谓性两个基本特征。而从逻辑的观点看，语言本质上是由基本符号、语形规则、语义规则三部分组成的一个特殊、复杂的符号系统。因此，语言的符号性是与语言系统中的基本符号与语形规则相关的，语言的指谓性则是与语义规则相关的。同时，除了符号性与指谓性这两个共同特点，从现代逻辑的角度来看，自然语言与人工语言还各有自己的特点。
一般地说，自然语言方便、灵活，使用起来生动、有趣，同时与民族文化紧密相联，这与它本身的多义性、模糊性、民族性是连在一起的。所谓自然语言的多义性，是指如果离开语境，很大部分的自然语言表达式有时表达不止一种意义；所谓模糊性，主要是指自然语言中的一些语言表达式的应用范围不是十分确定、没有严格的界定；所谓民族性，是指自然语言是伴随着某一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而一代代地承袭下来的，它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不掌握某一民族的文化传统，就难以真正掌握该民族的语言。不同于自然语言，人工语言是人造的，它具有单义性、精确性、人类性等特征。[6]
自然语言与人工语言的这些特点，使得在逻辑上一方面人工语言较自然语言的表达更严密、更精确，因此，可以认为，自然语言更适于用来表述语用真理与语义真理，而人工语言更适于用来表达语形真理。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无论是自然语言还是人工语言，在表述真理时都有其不足之处：自然语言有欠严谨、精确，而人工语言虽然在严密与精确方面胜过自然语言，但它本身也存在过于专业化、应用范围狭窄、有时过于深奥、难以用于日常表达与交际等缺陷。因此，可以说，作为真理的表达形式的语言并不能绝对准确地表述真理的内容，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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