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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仁民爱物是传统文化的生活价值的原因
“仁民”主要涉及仁道原则与人的关系，它意味着把这一原则运用于处理和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爱物”则是将这一仁道原则进一步加以扩展、引申，运用于处理人与物的关系。这里的“爱”有珍惜、爱护之意，其中体现了对人之外的自然、对外部环境的尊重和爱护。从价值观看，“爱物”的观念关乎广义上的天人关系问题，其具体内容涉及外部自然与人的发展、人的需求之间的协调;由此，它也使儒家的仁道原则获得了更广的意义。在儒学的发展过程中，上述思想进一步演化为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的观念，后者所肯定的，是天和人之间的统一、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尽管万物一体、民胞物与这种观念有形而上的思辨之维，但就天人关系而言，其内在的价值指向则在于扬弃二者的分离和对峙。
相对于仁民爱物、万物一体，权利意识所关注的，首先是人自身的权利。从价值观上看，由肯定作为个体的人的权利，往往将进一步引向强调作为类的人的权利，后者意味着以人类——不同于物类的人类——为视域理解自然的价值，并将占有、征服、支配、利用作为对待外部自然的方式，由此每每形成天人关系上狭隘的功利意识。不难看到，从肯定个人权利到突出人类的权利，其间存在逻辑的关联，与之相联系的则是对待自然的片面的功利意识。
儒家由仁民而爱物的观念，在一定意义上隐含着“以物观之”的视域，后者要求从物的角度出发来考察自然：“爱物”即以尊重自然本身的法则为题中之义。孔子、孟子以及《礼记》都一再提到，在利用外部自然(如砍伐树木、渔猎)的过程中，必须顺乎自然本身的法则，所谓“树木以时伐”、“斧斤以时入山林”便是强调伐木要根据自然季节以及树木的生长法则来进行。引申而言，也就是人应基于自然本身的法则，以作用于对象和自然，这里无疑包含了“以物观之”的要求。与之相对，从人的权利出发而追求对自然的占有、征服和支配，这一进路体现的是狭义上的“以人观之”。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处理人与天(自然)之间的关系，需要扬弃“以物观之”和“以人观之”之间的对立。一方面，对外部自然的作用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人类的生存、发展不可能完全不利用自然的资源。另一方面，这一过程又不能片面地被理解为“以人观之”，亦即不能仅仅基于人自身的需要或“权利”，而是要同时尊重存在自身的内在法则，亦即具有“以物观之”的视域。单纯的“以物观之”，将导致忽视人的价值追求;片面的“以人观之”，则将引向以人的权利压倒自然的法则，由此导致天和人之间的过度紧张。可以看到，权利意识所体现的“以人观之”与仁民爱物所蕴含的“以物观之”构成了解决天人关系的双重视域，儒家所主张的广义仁道观念，也由此呈现了其在协调天人关系中的现实意义。
就价值目标而言，儒家提出成己与成物，以此为总的价值指向。“成物”更多地涉及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并以人对外部世界的变革和作用为指向。与之相关的是“赞天地之化育”(《中庸》)、“开物成务”(《易传》)、“制天命而用之”(《荀子》)等等观念。后来王夫之进一步区分“天之天”和“人之天”，所谓“天之天”，也就是未经人作用的对象，而“人之天”则是通过“赞天地之化育”和“制天命而用之”而形成的世界。从“天之天”到“人之天”，构成了成物过程的具体内容，其目标是使本然的世界成为人生活于其间的现实世界，后者同时又表现为一种合乎人多方面需要的存在形态。要而言之，所谓“成物”，也就是让外部对象成为合乎人的价值理想的世界。
与“成物”相联系的是所谓“成己”。相对于“成物”，“成己”更多地关乎人自身的提升和完成。儒家提出所谓“为己之学”、“修己以安人”，等等，都可以看作是关于“成己”的具体观念和思想。儒家所理解的理想的“己”或“我”具有什么特点?从早期儒家的观念中，可以对此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孔子已提出“君子不器”，君子即理想的自我或个体，“器”则是具有特定属性或功能的对象，这种属性和功能同时构成了其内在的限定，所谓“君子不器”，便是强调完美的人格不应当像具体器物那样，仅仅限定在某一个方面。荀子进一步从正面对此做了阐述，并以“全而粹”为完美人格的基本特点。“全而粹”意味着人不能偏于一端，而应当得到多方面的发展。全而粹的人格既构成了“成己”或人自身健全发展的目标，也为“成物”或赞天地之化育提供了内在的根据，而成己与成物本身则在总体上构成了其追求的价值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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