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谈白居易的诗歌艺术

袁行霈谈白居易的诗歌艺术

　　白居易在给元稹的《和答诗十首序》中说到自己诗歌的缺点，他说：

　　顷者在科试间，常与足下同笔砚，每下笔时，辄相顾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则辞繁，意太切则言激。然与足下为文，所长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足下来序，果有“辞犯文繁”之说。今仆所和者，犹前病也。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引所作，稍删其繁而晦其义焉。

　　这段话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理周辞繁，不简练；二是意切言激，不含蓄。其实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含蓄是指内容而言，不简练是指语言而言。白居易欲“删其繁而晦其义”就是针对这两方面提出的。

　　白居易的诗歌确实存在着这种毛病，前人的评论几乎是一致肯定了这一点。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说：“梅圣俞云：‘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元微之云：‘道得人心中事。’此固白乐天长处。然情意失于太详，景物失于太露，遂成浅近，略无余蕴，此其所短处。”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二说：“诗至元白，针线钩贯，无乎不到。所以不及前人者，太露太尽耳。”

　　白居易诗的这个缺点是与他的优点联系在一起的。浅显平易是他的长处，读他的诗宛如走在一条平坦径直的大道上，顺适惬当、心目豁朗。比那类只在词句间争难斗险，使人荡心骇目不敢逼视、而又缺乏思想内容的诗，自然是胜过百倍。但和那些沈郁顿挫，使人回肠荡气，涵泳不尽的诗比较起来，就略逊一筹了。不过问题并不在于浅显，而是在于有些诗浅显得过分，就是所谓太露、太尽、太详、太周。白居易没有充分估计读者的想象力，不肯给读者多留一些想象的余地。他有时絮絮叨叨地把他所看到、听到、想到的一切和盘托出，惟恐有一句话、一个词、一个字不明白。这样固然省了读者的劲儿，可是因为太现成、太易懂，一览无余，略无余蕴，反会使读者兴味索然。白居易的讽谕诗里就有不少这样的作品，就连《观刈麦》、《道州民》等名篇亦不免此病。有的诗，意思本来很浅显，也已表达清楚，读者只须略加思考便可得出正确的结论，可是白居易还要不厌其繁地加以说明。《新丰折臂翁》最后一段就是如此，诗说：

　　老人言，君听取。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

　　本来诗写到“万人冢上哭呦呦”正好结束，杜甫的《兵车行》就是在“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二句上结束的。可是白居易为了“显志”便添上这冗长的一段，成了全诗的蛇足。

　　白居易的诗歌在艺术上的另一个缺陷是，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概念化、公式化的毛病。

　　白居易有一类诗，其内容根本就不宜于用诗的形式来表现，如《贺雨诗》、《读汉书诗》、《议婚》、《七德舞》、《法曲歌》、《二王后》等等。它们充满了议论和说教，实际上是单纯逻辑思维的产物。它们不象诗，倒更接近章表、史论、杂说一类的文体。还有一类诗也是议论和说教的内容，却是用比喻来表现的，如《百炼镜》、《虾蟆诗》等，虽比上一类诗的形象丰富些，但也只是给抽象的思想加以图解，而没有创造出审美上有价值的、饱含感情的生活画面，仍然是缺乏诗意的。

　　在他的一部分比较优秀的诗歌里，也往往明显地分成叙事和议论两部分。前半叙事，后半议论，前半是形象的、充满感情的语言，后半是枯燥的、板起面孔的说教，给人以割裂的感觉。最明显的莫过于《隋堤柳》这首诗了，诗的前半形象很饱满。

　　隋堤柳，岁久年深尽衰朽，风飘飘兮雨萧萧，三株两株汴河口。老枝病叶愁杀人，曾经大业年中春。

　　再看后半：

　　上荒下困势不久，宗社之危如缀旒。炀天子，自言福祚长无穷，岂知皇子封@公。龙舟未过彭城阁，义旗已入长安宫。……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

　　就写得十分枯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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