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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雍乾时期手工技艺观念的新视角论文

时间：2022-07-02 23:53:26 手工DIY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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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雍乾时期手工技艺观念的新视角论文

　　一、题解

浅析雍乾时期手工技艺观念的新视角论文

　　所谓清代雍乾时期的科技史观，是指本文所搜集整理的记载珐琅作的清宫造办处珐琅作档案中，记载的关于珐琅作手工行业知识的具体内容，以及由这些具体内容所体现出的文献记载技术民俗的倾向和观念。

　　从目前所搜集到的清雍正和乾隆两朝的清宫造办处档案来看，在清宫造办处御用工匠中有一批特殊的组织，使得我们不得不注意，那就是西方传教士。档案记载中并不直接使用“传教士”一词，而是使用“修士”，或更多的使用“西洋人”一词。②但根据研究目标，本文统一使用“传教士”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概括。

　　关于传教士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作用和贡献，历史学的相关研究侧重使用传教士书信、碑刻、西方教会文献等历史资料，重点分析传教士在中外文化交流上的宏观作用。③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利用清宫档案和相关文献，讨论皇室珐琅作中传教士的作用，重在增加中外文化交流的视角并提出问术上的关联。

　　第三，造办处对传教士的业务管理。造办处对传教士的行业知识的一般态度与管理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似乎有意发挥传教士的手艺特点，另一方面又对其所做活计严加查明。

　　特别有意思的是，从传教士所制作活计的款式来看，他们头脑中的知识仍是西洋款式，造办处似乎在有意发挥传教士的这一特点，这种技术心态与审美特点也颇值得揣摩。如档案中所记，“(乾隆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栢唐阿雙柱來説太監高玉傳旨將本處各色焼煉玻璃材料着西洋人紀文照西洋款式吹做活計欽此”。①从造办处对传教士的管理来看，部分在造办处当差的传教士一开始并非直接在京当差，一般是由两广总督奏请自广(粤海关)送至京的。这些传教士到京后，被分派到不同作坊当差，暂未发现传教士组织在造办处独立成立作坊的记载，也就是说，传教士群体是分散在造办处各作坊内的。造办处管理人员对传教士所做活计有时还会提出一连串的问题，要求查明回奏。

　　(乾隆六年) 十一月十三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高玉等传旨进太后的掐丝法瑯鼎並西洋掐丝活计九件再新来的西洋人炼的温都里那石料炼了没有现在下礶的玻璃料是何样颜色套何样颜色将此套色得玻璃做的是何器皿查明囬奏钦此②

　　第四，造办处对传教士的生活管理。造办处对传教士所做活计和传教士的节庆生活，也予以着力重视。造办处给炼玻璃的传教士放年假，让其出外过节，这似乎于一般造办处工匠是不会有的事，或者说更不会直接为此类事件而登记入档，这也间接说明造办处对传教士较为重视的管理特点。

　　(乾隆六年) 十二月初七日太监高玉传旨现今年节将近着炼玻璃之西洋人出外过年令伊等於明年正月内俟朕驾幸圆明园时进内行走钦此③

　　让传教士在中国外出过年节，颇有让其入乡随俗的意味，但他们是否有文化上的不适，则不得而知。或许可以这样说，造办处不仅仅是承担成做活计的技术层面上的任务，还提供中外文化碰撞与交融的场域和机会。因为在造办处的场域下，我们不仅看到了传教士与本土工匠之间的合作与切磋，还看到了皇室的审美特点，更能体会到皇室认为西方器物并无“独得之谜”或“奇巧”所体现出的对待外来匠役所持技术的心态与观念。④

　　因此，从珐琅作的手工行业知识传承的问题切入，便可以重新审视传教士与造办处的关系。一方面，传教士作为外来群体，与清宫造办处有着“内外之区别”，但他们却又掌握一些西方时兴手工行业的关键技术，也便有手工技术的“中洋之交融”。另一方面，西方传教士与本土珐琅工匠持有不同的手工行业知识结构。而两者知识结构的不同，恰恰便是皇室需要珐琅作乃至造办处内有传教士和本土工匠共同当差行走的基本原因。与此同时，两个群体所操持行业技术的不同特点，能够反映出珐琅手工行业与其他行业间的协作配合关系，也能够反映出珐琅手工行业知识的多种外部来源，还能反映出皇室对珐琅器物在款式、颜色、造型等方面上的审美特征与技术观念。

　　二、西方传教士在珐琅作的具体作用

　　从清雍正、乾隆两朝的清宫造办处档案内容来看，虽无直接提及专门在珐琅作当差的传教士的记载，但在这些传教士当中与珐琅作有关系的也不在少数。这里有珐琅手工技术上的原因，由于该手工行业需要多种工序的协作，特别是纹样绘制以及釉料烧制等工序，都会有传教士或多或少的参与。当然，工序的概念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术语，以方便概括珐琅活计制作的工艺步骤之用。他们在珐琅作的具体作用，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一)承担珐琅活计的部分工序

　　具体从档案的记载原文来看，传教士在珐琅活计的成做过程中，会承担画样和找补颜色的工作。关于画样，就是珐琅活计成做前，要事先画好活计的花样呈览，皇帝准时再做。根据现代田野调查发现，目前已有专门的设计工序，有设计人员负责设计画稿纹样。①部分传教士也会承担这样的工作，兹摘录两则档案举例说明。

　　(雍正八年) 十月二十六日據圓明園來帖稱本月二十一日首領太監薩木哈持來高足紅瑪瑙盃一件有靶紅瑪瑙盃一件說宮殿監副侍李英傳旨著交內務府總管海望照髙足盃樣足矮些的做金胎法瑯盃一分隨蓋隨托碟照有靶盃小樣的亦做金胎法瑯盃一分亦隨蓋隨托碟著郎士寕畫好些的花樣再照法瑯盃的准樣或玉或瑪瑙再做二件將法瑯盃蓋如用在玉盃或瑪瑙盃上俱要使淂欽此②

　　(乾隆二十一年) 七月三十日接得員外郎郎正培催總德魁押帖一件內開郎世寕起得水法陳設鴿子紙樣二張龍鳳瓶紙樣一張呈覽奉旨著法瑯處做法瑯鴿子一對掐絲法瑯龍鳳瓶一件其座子用紫檀木做欽此③

　　上述两则记载，表明郎世宁除了在画院处或如意馆行走外，还负责为珐琅作画样。第一则记载中“画好些的花樣”，郎世宁被认为有能力可以为珐琅活计画花样。第二则记载中，郎世宁直接为用于水法殿陈设的珐琅活计设计纸样。根据现代田野调查所知，能够为珐琅器物设计花样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要了解珐琅器物在设计之后的后期制作过程及其摆设环境，这样的知识结构是档案的读者看不见的，但我们可以透过档案所记载的事件体会到，郎世宁设计的“珐琅鸽子”纸样与其陈设环境“水法殿”必定是和谐的，因为造办处制作的器物要符合皇室的消费需求，两者必定是一致的。

　　关于找补颜色，根据档案记载，是指在珐琅活计有伤处缺珐琅，需要将其滕好再予以补琅。根据现代田野调查可知，有伤处缺珐琅，用现代工匠使用的术语就是指崩蓝，补琅就是在缺琅处点蓝再入炉烧结，所以“法瑯匠說如今火補瑯恐其焼壞，转而交与传教士来解决，原文如下：

　　(乾隆三十四年) 五月十三日庫掌四德等來說太監胡世傑交白玉靶銅法瑯鞘小刀一把有傷處缺瑯四執事傳旨將鞘上傷處滕好再補瑯欽此

　　於本月十五日庫掌四德等將法瑯鞘小刀一把據法瑯匠說如今火補瑯恐其焼壞等情交太監胡世傑口奏奉旨著交艾啟蒙設法找補顏色欽此④这段档案文字虽不算太长，但信息量大，其中包含的行业术语却很多，如缺琅、滕、补琅、火补琅、找补颜色等，这些行业术语在现代田野调查仍能调查得到，故我们对档案内容还可以做到基本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当珐琅匠意识到火补琅可能会烧坏活计时，转而将这一难题交给了传教士来解决。这里或许说明传教士艾启蒙在找补颜色上比一般珐琅匠的技术水平高，在一般珐琅匠以为做不了的情况下，仍由传教士设法去解决。再引申一步来讲，传教士与一般珐琅匠的行业知识结构或许是不同的，这也许便是珐琅作乃至造办处内有传教士当差的基本原因。

　　(二)与珐琅匠合作成做活计

　　根据目前所能看到的档案，传教士在造办处当差有与珐琅匠合作成做活计的记载，所成做活计有两类，一类是由传教士配合珐琅匠成做珐琅活计，一类是由珐琅匠帮助传教士绘画。而正是在珐琅匠与传教士的配合中，更能看出两个群体行业技术的不同特点，同时也能看到珐琅行业与其他行业间的协作配合。

　　珐琅作的画珐琅南匠帮助贺金昆画木兰图蚕

　　坛图，兹摘取档案原文如下：

　　(乾隆十三年) 四月初六日催搃邓八格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珐瑯处画珐瑯南匠九名现今无差着邓八格拨几名帮金昆画木兰图蚕坛图钦此

　　於本月初七日邓八格遵旨拟派得李惠林余熙章党应时邹文玉等四名缮写折片一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转奏奉旨准给金昆帮画木兰图蚕坛图钦此①传教士画西洋景画，以配合金胎珐琅凉扇的成做，将画贴在凉扇留出的边框内，最终成做金胎珐琅扇，对此，档案中有如下描述：

　　(乾隆三十六年) 七月十五日接得员外郎栢永吉押帖一件内开七月八日总管李裕交镶嵌假金刚石小刀一把传旨将刀口取下其刀靶做扇靶用扇边框画西洋法瑯先呈样钦此

　　於本月初九日员外郎栢永吉将做得西洋法瑯扇边框纸样一张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照样准焼造其扇边框做金胎法琅交艾啟蒙挑好样两面画西洋景随报发往热河呈览扇靶着造办处安装钦此

　　於十月初八日库掌四德来说太监胡世杰交艾启蒙白绢画西洋人物二张传旨着在金胎法瑯凉扇上贴钦此

　　於十一月初九日造办处谨奏查得法琅处成做金边法瑯涼扇一柄係本年七月初八日传做之事该作员外郎栢永吉理宜细心即速赶办乃至回銮后尚未做得已属迟滞今复将边框焊缝焼裂实属办理不妥除前后所做金扇边框工价银两不准开销外请员外郎栢永吉罚俸六个月仍令伊将金胎法瑯扇作速妥协成做交太监胡世杰转奏奉旨知道了钦此②

　　在金胎珐琅扇的成做过程中，出现边框焊缝烧裂的事故，以致延误工期，皇帝对此严厉惩罚，要求对珐琅作员外郎罚俸6 个月，且金扇边框工价银两不准开销。这也许正是基于对有传教士参与成做活计的重视，便在管理上要求也更加严苛了。

　　(三)参与珐琅活计的陈设管理

　　在上述档案的记载中已提到，郎世宁亲自为水法殿陈设活计画样，而通过其他档案可知，他还直接负责水法殿的陈设安放。这说明传教士也参与到珐琅活计的陈设管理当中。档案原文如下：

　　(乾隆十七年) 十一月十九日首领杨来说太监胡世杰交铜胎广法瑯插屏二座传旨着交郎世寕在水法殿看地方安设钦此

　　於本月二十五日栢唐阿德韶将铜胎广法瑯插屏二座持赴水法殿交讫

　　(乾隆十七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首领陈朝凤来说太监胡世杰交铜胎广法瑯缸一件传旨着交郎世寕在水法殿陈设钦此

　　於本月二十五日栢唐阿德韶将铜胎广法瑯缸一件持赴水法殿交讫③

　　由上可知，郎世宁负责在“水法殿看地方安設”珐琅活计，他选用的陈设活计多为铜胎广珐琅活计。

　　(四)将珐琅制品作为贡品使用

　　从档案中可知，传教士进京当差往往会同时呈进贡品，而在贡品清单中，发现有珐琅制品。同时传教士进贡的其他东西，有时还会由珐琅作为该贡品配做珐琅制品。

　　关于传教士进京当差过程的记载，包括为何进京当差、从何而来等信息，我们在清宫造办处档案中，目前只发现乾隆六十年(1795)造办处人事的《调查在京西洋人登记簿》中有两则记载，兹摘录如下：为法国修士严守志梁栋才来京効力进献方物事奏摺

　　前据两广总督李侍尧奏称西洋人严守志梁栋材二人情愿赴京効力等因奉旨准送京钦此今该督差人伴送到京据严守志等呈禀伊等素习天文水法梁栋材兼习律吕谨将伊等恭请圣安折片及进献土物清单一併恭呈御览谨奏等因于乾隆三十四年十月初三日具奏奉旨知道了钦此

　　於本日呈进土物单

　　……法瑯珠盒子一个内有法瑯珠荷包一个法瑯珠表绦一根法瑯珠囊一个收讫……小剪子四把收讫西洋人蒋友仁为法国修士李俊贤潘廷章来京効力进献方物事禀文

　　西洋人蒋友仁具禀大人台下令拂郎济亚国修士李俊贤熟精钟表潘廷章善画喜容人物山水等仰蒙皇上仁恩令其来京効力今于本月十八日自广到京所有二人进献之土物伏乞

　　大人择日恭进谨具禀大人请示遵行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恭进土物单……法瑯珠荷包一个收讫入百什件……装露瓶法瑯珠套一个……剪子四把内镶金花二把收一把……

　　本日奉旨此次西洋人所进之物内新法远镜甚好除照例赏给大卷五丝缎二疋……新到西洋人二名着在啟祥宫行走钦此①

　　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部分传教士的国家来源为“拂郎济亚国”，即现在的法国。他们从广东进入中国，然后又赴京效力。档案中的“土物”作何解释，值得推敲，是否意指所进之物“法瑯珠”等为其特产?当然，传教士还会进贡其他东西，而皇帝对于所进之物的处理特点，可以从给贡品配做的珐琅活计上来观察。具体记载如下：

　　(雍正七年) 二月二十二日郎中海望奉旨将避风巴尔撒木香配些钦此

　　於本日将西洋人巴多明进的避风巴尔撒木香六小锡盒西洋人冯秉正进的避风巴尔撒木香四小银盒郎中海望呈进讫

　　於本日郎中海望员外郎满毗传做偹用象牙盒十件记此

　　於二月二十四日做得法瑯鸡心盒一件象牙小圆盒二件避风巴尔撒木香一料重二两二銭郎中海望呈进奉旨此法瑯鸡心盒不必多做可做一二件其屉子不必安尔将此香仍持出用回残象牙做些小盒盛装钦此

　　於本日郎中海望持出避风巴尔撒木香一礶重二两记此②

　　有意思的是，在对传教士所进避风巴尔撒木香贡物的处理上，皇帝要求配做珐琅活计。将原盛装用的锡盒和银盒，换作珐琅鸡心盒和象牙小盒。这或许是出于对传教士进贡之物的重视，抑或是出于皇室御用品味的考量，因而用象牙的材质或珐琅的小盒盛装更显品质。

　　三、结语

　　综上所述，从西方传教士与清宫造办处珐琅作手工行业知识传承关系的创新角度切入清代雍乾时期的科技史观的讨论，重在从文化的角度解释传统手工技艺，将传统手工技艺视为一种文化的产物和知识系统来讨论，同时从中外比较的意义上，指出科技史观实际上是表达了审美观念及人类知识的不同外在表现。从长时段来看，西方传教士服务于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实际上这也应该被看作是明清以来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一环。从短时段来看，清宫造办处档案中记载了关于西方传教士在造办处珐琅作中具体事件及其作用的内容，说明清宫造办处不仅仅承担了宫廷造办成做各种活计的技术层面上的任务，还为中外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提供了场域。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皇室对西方传教士的管理事件，可以间接反映出清代雍乾时期对于手工技艺的某种心态和审美观念。总之，观察西方传教士与清宫造办处的关系，手工行业知识传承的维度是绕不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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