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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什么学生读书笔记
一、回望过去：事实与历史事实
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欧洲立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废墟之上，终于对历史进行广泛而深刻的再认识。曾经被视为坚固的历史事实被诸多的个体的目光与话语粉碎，启蒙之后对于社会进步的坚实信仰被连天炮火所击垮，第三世界的崛起也让曾自认中心的人们听到了更多来自他方的声音——历史开始松动，历史遭遇怀疑。
本书的起点即发问“历史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这一发问来自20世纪中叶，历史作为一个不被怀疑的学科已经经历了长久的时日，是什么力量动摇了人们对历史学科研究对象的信念呢？
19世纪是一个“事实”至高无上的时代。30年代兰克提出历史学家的使命是“仅仅如实地说明历史而已”，已然确立了以历史为对象、以如实为原则、以说明为方法的历史学家的工作。他将历史作为一种记录的对象，一些客观事实的组成，在三代西欧历史学家的继承之下，历史成为了一些记载事实的材料，它们仿佛具有“真”的最高权威，以至于这些信奉实证主义的学者们可以埋首其中，而忽略“事实”这一概念所潜藏的某些危险。故而要回答历史是什么，需要确立其对象“事实”在这一学科中的意涵，以及“事实”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
在卡尔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史学理论在19至20世纪发生的转向。发生过的、确定的事实像考古地层般累计成为绵延的历史，而历史的研究者则从文献、物质材料中收集事实。这是有证据且不容辩驳、不可更改的部分。但问题在于，怎样的事实会被历史学家收集并加工、书写，进行解释？“事实”这一词汇则从日常生活的经验领域变成历史学科重新定义的术语，在历史书写中，“事实”不再是无差别发生的事件，而是被历史学家挑选出的事件。卡尔以1850年在斯塔里布里奇·威克斯发生的一起案件为例，说明属于过去的事实经过何种作用才可能从“非历史事实”向“历史事实”转变。这一说明首先就说明了历史事实并非是天然存在的，而是经过一系列过程最终形成的。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也不是任何一个普通人，正是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将目光投向过往的事实，选择哪些是值得记录的，是应该通过阐释建立起事件之间联系的。而每一代历史学家作为个体都属于自身所处的时代，这些回望的目光也在时间作用下层层累积，逐渐塑造出一条条理清晰的线索，以供今人完成对“历史”的认知。
当事实成为历史事实，必然经受了曾经属于当下、与现今而言也属于过去的诸多判断，我们已无法挽回地失去了那些跌落于非历史事实深渊的过往，又以前人留有的编年材料、那些庞然现实中的某些特定块面，试图对过去形成一种完整的认知。
总而言之，当人们以占有材料的方式了解历史、谈论历史时，从来都不是完全的、纯粹的事实，历史事实总是经过了书写者的折射，从过去折返至今。
二、回应当下：历史与历史学家
卡尔对历史的论述中，关键的一环是从历史学家入手。“19世纪的历史观是自由主义的历史观”，在这天真的年代里，事实本身具有着“真”的至高权威，而意义将在事实的累积中自然显现；而20世纪，历史学家已经不得不自问研究对象究竟从何而来，历史学家进入到自身的研究视野中。在从“事实”到“历史事实”的过程中，历史学家起到了筛选、并以群体的方式赋予某些事实进入“历史事实”的资格。从这一角度来看，卡尔在此书中讨论的历史，并非仅仅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包括了所有事实的无限可能性，而是指人们实际上可以认知到的那一部分，被编篡、被书写、并达成一定程度共识代代相传的有组织的事实。如果说事实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应该具备了事实的精确性，但同时也包含了历史学家作为主体对它产生的作用，包括挑选、评价、寻找因果、赋予其意义。
故而卡尔提出在阅读历史学家的著作时，读者首先要研究作者及其所处的时代，正是这一群研究事实的人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塑造出了历史与非历史事实之间的界限。“事实”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区分已然驱除了19世纪学科体系之下历史所具有的客观性，当人们意识到历史来自于人主观作用下的书写后，难免会走入一种虚无的境地，在多种声音之下人们永远不可能完全抵达历史真实的彼岸。为了避免此种极端状况，卡尔重新疏理历史与历史学家之间的关系。纵然历史事实并非全然客观，但也不是主观臆造，它的存在正如坚硬的果核，包裹在多样化的解释之下。历史学家面对同样的事实，基于自身的时代与立场阐发自身的认识。面对历史与历史学家之间缠绕的关系，卡尔做出如此回答：“历史是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无休止的对话。”
以上的讨论在使用历史事实和历史学家这两个概念时，都以一种个体化的面貌出现。我们已经意识到了主观性在历史学科中产生的作用，那么历史学家作为更广阔的群体，历史书写作为总和，接下来所面临的问题即是“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中，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所占的比重各是多少”？
当我们谈论历史的时候，很容易想到诸多伟人的名字，他们超乎常人的魄力似乎对世界格局、历史进程产生了神话般的影响。譬如“没有…就没有…”，“如果…不曾发生，那么…”之类的句式往往出现在普通人对历史事件的回顾中。个人英雄主义之下的历史书写，往往逃避掉了每一个自称“束手无策”的普通人的责任。不可否认时代的伟人对形塑后世生活所产生的重要作用，但历史事实尽管以某些人为主角，但它终归是社会的产物。卡尔反对将个人与社会对立的观点，他认为，重要的是认识到英雄人物“既是历史进程的产物，也是历史进程的推动者，他既是社会力量的代表，也是社会力量的创造者，这些社会力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也改变了人类的思想”。他们的力量，既来自于自身所处的社会具有的趋向，也来自于他们使用这种力量改变世界面貌之后，人们的回望。在美术史上，更为生动的例子，是1908年的塞尚比1907年他逝世时更为有名，因为毕加索的创作完全改变了人们观看与理解塞尚作品的方式。
在第一章的末尾，卡尔回答了“历史是什么”的问题，那么第二章，他回答了“历史的意义/功用是什么”：“我们只有根据现在，才能理解过去；我们也只有借助过去，才能理解现在。士人能够理解过去的社会，士人能够增加把握当今社会的力量，便是历史的双重功能。
三、通向未来的漫谈
“历史·科学·道德”、“历史中的因果关系”两章建立在前述历史哲学的基础上，围绕历史学家的工作准则展开。“作为进步的历史”一章中，卡尔对历史进步抱有乐观态度，人即便在时间与空间上我们所能观察到的进步是不连续的，进步的力量或许在一个地方消失，后来又会在另一个地方恢复，但总而言之，是在曲折中不断进步的。另一方面则是对历史学科的关注，在他的论述中，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历史总是伴着时代的呼吸，因而必然是连绵行进的。历史学家秉持着对“我们自何处来”的信念，理解过去对当下的意义，故而在时间中联系起“我们往何处去”的信念，当我们关注自身在过去所取得的成就、所获得的进步时，潜在地意味着我们抱持着对“未来美好”的预设。“扩展中的视野”一章则对于20世纪世界面貌的改变，以西欧为中心的历史学家们需要注意，历史已经变成了全球史，各个地区共同参与到历史的回应与构建中。
本书基本上总结了19世纪至20世纪50年代史学理论的转向，卡尔在反思“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同时，将人们面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相勾连，构成一套完整的关于历史客观性、主观性与其研究意义的理论。
类似的史学理论转向同样发生在艺术史的书写中，在George Kubler出版于1962年的美术史论著作《时间的形状》(The shape of Time)中曾这样比喻历史的形成：
Many historical events, like astronomical bodies, also occur long before they appear, such as secret treaties;aide-mémoires, or important works of art made for ruling personages.
卡尔代表了20世纪这一充满动荡的年代人们对历史及历史学的反思，借由他展现出的史学视野，或许可以回答更多属于20世纪初的问题。仍以艺术史中个案为例，对于20世纪初当代艺术家频繁模仿古代大师，试图重返那个充满灵光的年代，似乎能从此书中打开新的入口。譬如毕加索在1957年，他76岁时曾着手创作《戏仿“宫娥”》（共58幅）一系列图像模仿西班牙宫廷画家委拉斯开兹(DiegoVelasquez,1599-1660)最著名的作品《宫娥》(LasMeninas)，而在毕加索1923年的访谈中，就已经谈论到自己对历史、当下与未来之的关系的认识：“于我而言，艺术史并不存在过去与未来之说，如果一件作品无法在每一个当下生存，它也许从未真正在艺术史上存在过。古希腊与古埃及的艺术作品以及其他大师前辈的作品都在另一个时空存在着，而不是真正艺术史的过往，也许它正是在当下更具有存在感——比任何时候都是。”
世界局势的骤变影响到的不仅仅是理论的转向，借由卡尔的立场我们或许可以带有那种“富有想象的理解力”去感受毕加索在1960年的普拉多美术馆看到创作于1656年《宫娥》原作时的场景：他所面对的是已经脱离自身生产语境的、处于“已完成”状态的《宫娥》：画面的色彩、构图、光线、每一个元素已然静止不动，成为唯一确知的事实；原作者的意图被层层掩盖，甚至难以辨清画面上留给我们的究竟是有意留下的线索还是无意为之的迷惑选项。毕加索和任何一位处于原作之后的观众一样，并不比任何人知道的更多，也未曾占有过更多资料。他的《戏仿“宫娥”》系列，让成为过去的历史直指当下存在的意义，重新召回西班牙民族在欧洲大地上游离的灵魂，重塑起当代“民族艺术大师”形象，以对经典“再发掘”的方式，剥离了时间带来的层层迷雾，消解过往之于现在的某种魔力。
而时至今日，当艺术史家再回望毕加索的戏仿，当我的写作重新召回这段历史，这件对于创作者而言的未完成作品在今人的眼中同样成为了不可变更、不可改动的存在。对历史名作的戏仿或是挪用，重新构建了我们看待历史的方式。今人再一次回望艺术史，掌握画面“真”的权威的创作者早已远去，毕加索与委拉斯开兹的《宫娥》都离开自身生产的语境来到当下，我们站在了曾经毕加索观看委拉斯开兹的位置，凝视毕加索半世纪之前的作品。委拉斯开兹以一种杰出的力量让他的观众进入到一个真实的空间当中，毕加索则希望通过他的挪用与变形，让他与观者对于当下的存在有一个新的认识：庞杂的事实是我们不可追回的真相，历史效用是纵览过往可感知的变迁历程，而历史意义则属于每一个处于当下、回望历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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