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钤印的个性价值散文

书法钤印的个性价值散文

　　书法中终究该怎样应用钤印？

　　某书家告诉我说“钤不过三”。是吗？我随便网上打开一看，启功有一横幅“业精于勤”，怎么就用了六个印呢？邓石如送“见源禅友“联“琴伴庭前月，衣无世外尘“，居然用了13个印，引首章一印，落款章二印，压角章就有十印。说最多只能用三个钤印，大概认为引首章为一印，名号章末尾落款处一阴一阳为二印而已。这不是把书法钤印的艺术功用理解的过于狭窄了吗？书法钤印的功用，有纪实性功用、补误性功用、审美性功用和风格性功用啊。

　　我们的名号章、记时章、乡社章，不过是告诉人们书法作者是谁，时间是什么时候，或是哪儿人哪个组织的成员而已，这自然是纪实性的用法。我们在书法创作过程中，有时不免有些失误，比如疏密处理不当，那么在那过于疏处钤一枚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或者书作从章法来看，有失平衡，那么“轻”的一面钤一印，不是就又恢复了平衡吗？书法写的过板不灵活，用一个线条飘逸的随形章，不是也就活起来了吗？这一类就是补误性功用。书法只有墨色系列的颜色，那就会单调乏味，而且沉闷压抑，那么钤印的朱色就有一种变化美、生机美和视觉美；我们书法欣赏中的定势思维，让我们总感到没有钤印，书法作品就是残缺的，因此钤印能给人一种圆满美；情趣印能表明你的艺术追求、你的艺术信念或艺术心态等，能流露出你的性情美；意境印，能使你的书法作品内涵更丰富，更耐人寻味，而有一种表现美，这些都是审美性功用。人们为了追求一种古雅感，在书作中钤了十多个印，看来就像是那种鉴赏印或收藏印，形成一种古雅的风格；或者为了达到一种雄浑遒劲的艺术效果，而用了巨枚钤印，形成一种雄浑的风格；有时为了绮丽风格，多枚钤印点缀，或构成某种造型；有时为了清新的风格，如以十多枚钤印作为一个单元，而文字作为一个单元组合而成，我们看了会感到很有创意，这些就是风格性功用。

　　钤印多大合适？自然一般大幅作品用大章，小幅作品用小章。但追求气势效果的不妨名号章大些，追求古雅效果的收藏章也可以大些，还有些书法作品先在宣纸上盖些巨大的背景章再书写，有一种特殊的书法趣味，也无可厚非。因此，一味限制钤印的大小有些可笑。有人说我的名号章大了，不能大过落款字，我看王铎《自书书卷》，书有“宦间欲别去“等六首诗，用了两枚同样大小，而且都是白文印的名号章，上一枚是“王铎之印”，后下一枚是“烟潭渔叟”，别说比落款字大，就是正文中的字也要比它小许多。再比如董其昌的两方印，常常同用，一是““宗伯学士”、一是“董氏玄宰”，也很大，并且都是白文印。再看现代，沈尹默的印就有很大的，启功题陈少梅国画，”清溪春水泛流花，洞庭逶迤小径斜。谁写桃源真国手，三湘文采旧名家“后，”启功私印“与”元伯“二章也不小。看来前贤能用，我们后人怎么就不能用了呢？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用那么大的章，我说喜欢，他说”耍你喜欢呢！“我想该用怎样大小的章，一是比照判断，看历代书法家用不用，一是理性判断，看书法理论上怎么说，一是情感判断，是随着自己的直觉、好恶和性子来做出选择，那么情感判断真的就不值一文吗？我想审美情感判断，是比审美理念判断更重要的判断。

　　我想到了胡嘉禄在《记忆风帆的呼唤》中，谈幼童随性起舞，所出现的一幕：“孩子的手舞足蹈，一旦越出成人的戒规，毫无节制的天性必定遭来合乎情理的干预。一场惟妙惟肖、生机盎然而具有潜意识创造的天使舞蹈，往往会被父母的理性教规所节制。而成人是不会顾及这点的，行为总得按照他们成熟的头脑去规范。”这样富有天趣的舞蹈，顿时会失去天趣，无意识创造的火花于是熄灭了。书法中的规范，有时也是我们书法艺术前行的羁绊，甚至会让我们前行的脚步停止发锈，因为你就严守着规范，自然就远离了创新。并且任何规范性的理论，都捕获不到现实中丰富的审美创造的全部，因此时常会以偏概全，而你却以为一切美都在这理论中，岂不大错特错。同时，在艺术理论面前你不敢越雷池一步，你我他的艺术个性也将毁灭。本来书法艺术领域是个性展现的一种舞台，但最后你却消失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谈表演时说：“无论一个演员真实的或想象的经验是怎样的，他永远是他自己。因此，他在舞台上决不能把自己撇在脑后，如果他打算离开自己，摆脱自我，那就要毁掉自己的立足之地。”这不是对每一个书法者很富有启示吗？而审美情感判断，就是一种感性判断，凭着这种感性判断，就能张扬自己的个性。因为这种感性潜藏着自己的气质、性格和审美经验、价值、情趣等。这看似无意识，其实又有丰富的意识。

　　规范一旦程式化，是标志着艺术已经达到非常成熟的境界。本来这是好事，高国平在《京剧，你的位置在哪里？》一文说：“一种艺术形式当做文明的花朵被承认之后，它所涵盖着的历史风云，凝聚着的智慧和力量，对人们的欣赏习惯、审美心理和艺术选择，有着巨大的渗透力和潜在的心理惯性。“但悲哀也就从此生发，因为物极必反，此时的艺术规范已经僵死了，那么艺术也就僵死了。于是，人们又欣赏一个概念，就是知常达变。比如书法钤印从位置来分类，有引首章、落款章、拦腰章、镇边章、压角章（在右上角的称迎首章）、字间章、叠字章、背景章；从形状来分类，有几何形章如方形章（半通章也属此类）、圆形章（瓦当印之类）、三角章、菱形章等，肖物形章如葫芦章、心形章、花型章等，自然形章即随性章；从雕刻来分类，有朱文章、白文章、阴阳章；从内容上来分类，有名号章（包括联珠章、花押印等）、记时章、乡社章、情趣章、肖像章（如刻龙凤鱼羊等）、鉴赏章、收藏章、意旨章以及图文章等。这些章在应用中都形成了一定的规范，比如正方形章，因为端庄严肃、沉稳宁静，因此落款名章、压角章人们习惯用此类章，落款章因是用在整个书法作品的结束处，因此用正方章有”书毕归静“的结束意味；而压角章用于左右两角，能稳定书作，给人平衡之感，或调整疏密、凝聚气势和丰富意趣等。而肖物形章因形式活泼而有所寄意，所以用途更为广泛，比如书写一首爱情诗，用心形章；颂一位科学家使用峰形章；为形成浪漫活泼的艺术感用花型章或其它肖物章。再比如朱文印轻而疏，白文印重而密，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钤印有调节轻重疏密的作用。引首章，有引起、呼应、装饰，因此也形成相应的规范。再如款印不要重复，如款中已有姓名，那么没有必要在钤上姓名印，可以钤一方字号印。但我们在实际创作中，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理念，走出规范，而有所创新，显示出一种富有魅力的个性。比如说任何印都不得钤在正文中，但我就见过参差章法中用字间印和叠字印，而有一种意趣的。如《书法报》中傅宏志临《嵩高灵庙碑》与《宰兽簋》，就有二者，其中字间印两枚，一个”之“上叠用一枚。一般来说书印组合位置要协调，书印风格形式要协调，书印情趣追求要协调，书印内容意旨要协调，但有时对立却能形成一种丰富变化甚至耐人寻味的美。

　　总之，倘若不变书匠可为，因为只要糊糊涂涂依样画葫芦则可，而求变才需应用艺术思维、创新才华和审美情趣，才能有自己的艺术个性。晚唐释亚栖在《论书》中说：“凡书通则变。王变白云体，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永禅师、褚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得书中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垂名。若执法不变，纵能入木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终非自立之体。是书家大要。”朱履贞在《书学捷要》也说：“学书未有不从规矩而入，亦未有不从规矩而出。”变也不是不讲继承，但继承更要得其精髓，比如看现代书画大师潘天寿先生所论：“中国印章的朱红色，沉着，鲜明，热闹而有刺激力，在画面题款下用一方名号章，往往能使全幅的精神提起。起首章、压角章也与名号章一样，可以起到使画面上色彩变化响应、破除平板，以及稳正平衡等等效用。”我们由此而开阔了钤印艺术功能的视野。我们看清代高兼在《指头画说》中所说：用闲章“必与书、画中意相结合，如临古帖，用‘不敢有己见’、‘非我所得为者’、‘顾于所遇’、‘玩味古人’等章。画钟馗用‘神来’、虎用‘满纸腥风’印，画树石用‘得树皮石面之真’印。”让我们更懂得了用印的契合内容、拓展意境，巧蕴深味等等用法。然后融汇在我们的艺术修养中，使我们“厚积薄发”，以我们艺术个性的面目展现在艺术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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