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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期陶瓷和纺织的资料
陶器，仍然是当时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左传》定公四年载，周王赏赐给康叔的“殷民七族”中有陶氏，大概是以烧陶为其职业的。可见，西周时期的陶业生产已经有了专门的行业。最近，在陕西岐山扶风发现了两处西周早、中期的宫殿遗址，其中一处就是使用瓦的建筑物。这种瓦虽然仅是使用于奴隶主贵族的宫室上，但是，它在中国建筑史上却具有重要意义。原始瓷器的生产，在商代的基础上也有了一定的发展。陕西、河南、山东、北京等地的西周墓中均有原始瓷器发现。在淬西张家坡遗址中也发现了极少量的原始瓷器，表面有青色或黄色的釉，能够看出器形的有豆和垒两种①。这就说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西周时期已经掌握了陶瓷工艺的高度水平。
西周时期的玉器使用更加普遍。它不仅用于奴隶贵族服饰或其他佩带物上，而且又是他们区别尊卑的礼器，如璧、环、瑷、璜、圭、璋、琮以及戈、斧、刀之类的仿兵器仪仗用品，等等。这些玉器都很精细，并有专门的作坊进行制作。在西周沣西遗址中，曾经发现有大量的纺陶轮和少量的石、骨纺轮以及骨、角、铜制的锥、针之类的工具，说明纺织业是当时的一种重要的手工业。
当时的纺织品遗物或遗痕，在那时的大小奴隶主贵族墓中时有发现。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中期墓中新发现的一批有关蚕、丝的实物和遗痕，为研究西周丝织和刺绣提供了重要资料①。据《尚书·禹贡》所记，兗州“厥贡漆丝，厥篚织文”；青州“厥篚檿丝”。贡品都是各该地方的特殊物产或著名物产，以丝织品上贡，标志着丝织品的产量之大或织作之精。齐是周代丝织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史称：“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②。齐国的丝织业在西周初年己开始发展起来，当太公初封营丘时，由于“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故齐能“冠带衣履天下”③。车，除了用于战争外，也是当时重要交通工具。西周时期的车，形制更加精巧，种类更为增多。制造一辆车，要有木工、金工、漆工和皮革等多种工匠的合作，构成了一种综合性手工业。西周时期的大小奴隶主贵族，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份，往往随葬其真车真马。从已经发现的西周车的构造看来，较之商代虽然多少有些改进，但基本上承袭了商制。
西周时期的青铜艺术是典型的奴隶主艺术，有着明显的阶级特性。但是它的工艺技巧，却充分体现了当时手工业者和奴隶们的聪明才智。我国青铜艺术这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都是世代相传的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
西周青铜工业的发展
在西周官府手工业中，最为重要的仍然是青铜工业。早期铜器的分布地点，除了丰、镐和成周外，各地的诸侯国大概也都有铸造。已经发现的西周早期最大铜器如《大盂鼎》，虽然没有商代《司母戊鼎》大，但这时发现的青铜器总量却超过了商代晚期。可见，西周早期的青铜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西周中期以后的铜器出土数量则超过了早期，例如在长安、扶风、岐山等地历年来发现了多批窖藏铜器，一窖少则四五十件，多则百余件，其中大部分是属于这一时期的。又如，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铜器竟达一百八十一件，其他大宗的工具、武器、车马等器物，更不下五千件。其数量之多，说明了那时生产规模的扩大。商代铜器中以酒器的门类最为丰富，西周时代则着重于饪食器。西周铜器的主体是鼎、鬲、甗、和、?、簠。我们说周人减少了酒器的铸造，并不是绝禁饮酒，不过是有了一些节制而已。西周中晚期的青铜酒器主要是壶和盉。西周晚期青铜酒器非常少见，如爵，改变了形状，成了有柄的圈足小杯，觚也降低了高度成了有把手或双把手的杯形器。与铜器的形制相适应，西周时代铜器艺术装饰的题材和风格，与商代大体相同，也有浓厚的民族特色。这种铜器装饰题材的独特的内容和风格，以及极为别致的装饰方法，完全说明了商周的铜器艺术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生产和发展起来的。再从铸造技术看，这时已经摆脱了商代的铸铜工艺，发明了一模翻制数范的方法。例如虢国墓出土的鬲、、簋、壶等器，和其他地区西周中晚期常见的同类器物，往往都是采用这种方法铸造的。在虢国墓中还发现有三面铜镜，这表明在当时的青铜工业中不仅有礼器、武器，而且有了生活用品。
历史
共和
①政体形式，见共和制。
②历史年号：
指周厉王之后﹑周宣王之前十四年间(前841～前828)的政权。有两说﹐一为召穆公﹑周定公共同执政﹐称共和﹔一为共和执政。周厉王胡暴虐侈傲﹐宠信虢公长父﹑荣夷公等佞臣。大夫芮良夫曾加劝谏﹐指出荣夷公好“专利”(霸占土地山川的产物)﹐会酿成大难﹐厉王不听﹐终以荣夷公为卿士﹐执政用事。芮良夫又告诫执政诸臣﹐不可“专利作威”﹐否则国人将“为王之患”﹐也未得结果。国人对厉王不满﹐“谤王”﹐厉王大怒﹐命卫国之巫监视国人﹐有“谤”者杀﹐致使诸侯怨恨不朝﹐国人不敢谈论政事。大臣召穆公虎进谏﹐指出“防民之口﹐甚于防水”﹐厉王仍不听。经过三年﹐国人愤而起义﹐攻袭厉王﹐厉王逃奔到彘(今山西霍县)。太子静藏在召穆公家﹐被国人包围﹐召公以自己之子代替﹐太子才得免难。
厉王出奔后﹐由大臣召穆公﹑周定公同行政﹐号为共和。共和元年(前841)﹐为中国古史有确切纪年之始。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周﹑召二公共立太子静﹐是为周宣王﹐共和乃告结束。
一说厉王出奔后﹐诸侯推共伯和代行天子事﹐故称共和。厉王死﹐共伯和使诸侯奉太子静为王﹐自己回到卫国。此说与《史记.卫世家》记载不合。
土田附庸
土田附庸
「土田附庸」一句，出自《诗·鲁颂·宫》篇，其云：「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土田附庸」是指附属在土地上作为仆庸的耕作者。分封制度下，封君拥有三批属民，一是担任官司的人，一是分配的殷遗民，一是附属在封地上的原居民。「土田附庸」即指其中的第三批。
漫淡周陵
周陵通常指周文王之墓和周武王之墓，周公是圣人，他的墓也可以列入其中。周成王不敢以周公为臣，周公逝世，遂使其近于文武而葬。那么周陵在何处呢？
我曾经按图索骥，索其大冢，在咸阳市渭城区周陵乡周陵村看到了周陵。它们一南一北，相距百米，南为周文王陵，北为周武王陵，皆有毕沅所立其碑。毕沅是江苏太仓人，以科举考试的形式为清政府录用，并为乾隆青睐。乾隆三十八年，就是1773年，任他做陕西巡抚。为官一度，除了处理公务，他走遍三秦山川河流，勘察胜迹，收集金石，撰以为书。其人并非附庸风雅，相反，他是真正喜欢学问，对经史诸子多有研究，终于著作等身。陕西几十座帝王之陵，无不有他所勒之碑。昔日守土之臣，往往比肩接踵，然而得以留名的总是十分寥落。凡流芳者和传颂者，当为立德立言之士，立功也可以留名，不过其功必是修路建桥或营造水利之类的千秋万岁之功，急功短利是不行的。毕沅是尊重和维护文化遗产的人，而且颇为奥博，可惜他为周文王和周武王树碑有误。
毕沅之错是有缘故的。一直以来，方志野史或其他著作，皆认为周陵在毕，然而其毕有二，其一是渭河以南的杜中之毕，其一是渭河以北的毕原。毕沅显然放弃了杜中之毕，选择了毕原，他说：“文王陵在咸阳县北一十五里毕原上。”又说：“武王陵在文王陵北。”又说：“周公墓在文王墓东。”这便错了，而且以讹传讹，竟产生了乡名周陵乡和村名周陵村。所谓杜中之毕是司马迁所断，毕指终南之道。师古有言：“毕陌在长安西四十里。”诗曰：“终南何有？有纪有堂。”纪为基，堂喻毕道平正如堂。文王作丰邑，丰邑在镐水西，武王作镐邑，镐邑在丰水东，其去二十五里，这一带为周之本营，在兹向祖宗致祭非常合适，所以周陵当在斯地。遗憾毕沅不以为然，从而纰漏一处，荒谬几世。
经考证，毕沅所立碑之周文王陵，是秦惠文王公陵，周武王陵是秦悼武王永陵。实际上自宋以降，如是两座秦王陵便误之为周陵，并建筑祠堂以致祭。，反复修葺，逐渐扩充，遂有文王坊、戏楼、献殿、过殿、后殿。规模宏伟，望之巍然。按礼，明清以来，朝廷以时会遣重臣率守土之臣向文武行祀。毕沅曾向乾隆皇帝报告：因为公务经过陕西各府，各州及各县，凡见帝王之陵必下车拜之。想来，他一定是要拜周陵的。可惜他拜的是秦王，别的大臣也都拜了秦王吧。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明清之臣，包括毕沅，显然不是向秦王献媚，不过若有灵在，那么文、武尴尬，秦王遂会窃笑的。
周陵在杜中，在丰镐一带，但一再探查并挖掘，它都迟迟不现。周陵应该是中国重要的文化遗产，然而它究竟在哪里呢？
当年开凿昆明池，掏出了黑土，汉武帝很是困惑，便问东方朔。东方朔佯装不明白，答其西域胡人知道，可以询之，汉武帝遂再问胡人，胡人说：“劫烧之余灰也。”什么时代的劫烧呢？谁制造的劫烧呢？西域胡人又怎么知道是劫烧呢？丰邑和镐邑，或有周陵，皆在劫烧之中吗？当然也有论者指出，是昆明池沦陷了周的故都，并有周陵吧。还有论者认为，秦始皇在丰邑之间营造其宫就已经毁了周的遗存。总之有一点神秘——周陵消失了。
九鼎
①相传夏禹铸九鼎，象征九州，夏朝、商朝、周朝三代奉为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战国时，秦、楚皆有兴师到周求鼎之事。周显王时，九鼎没于泗水彭城下。唐武后、宋徽宗也曾铸九鼎。《史记·封禅书》：“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鬺上帝鬼神。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后亦以九鼎借指国柄。
九鼎就是九州的象征，就是完整的国家，九鼎振动就是国家受到安全威协，周朝时中国分九州：冀、兖、青、扬、荆、豫、、雍、幽、并，每个州都有一个鼎来象征的。
②喻分量重。详见成语“一言九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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