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科学文化的历史发展及启示

中西方科学文化的历史发展及启示

　　摘要：“李约瑟难题”引发的中西文化差异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影响中

　　国科学发生、发展的因素是众多的、并且复杂的。中西文化差异的本质集中地表现为中西文化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根源在于两个地域中的人们在实践方式上的不同。通过对中西方科学文化的历史发展的认识和理解，对我们的启示无疑是巨大的，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为发展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做出我们的贡献。

　　引论

　　人类已跨入21世纪，建立在对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正在逐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我们的时代无愧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时代。不仅人们的物质生活一刻也离不开理性科学所创造的文明成果，而且，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形态等也在科学技术的作用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各国政府都以发展本国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科学技术能极大地提高生产力，所以在各国的发展战略中被放在突出位置。中国从清朝末年洋务运动、自强运动以来历代政府都很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又把科学技术视为“第一生产力”格外重视。

　　回顾近代几百年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史，人们发现科学技术不仅依赖于社会经济其它因素的发展，而且有着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些失败经历在这几百年里反复重演，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所以正确认识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史，理解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条件，对确立当代科学技术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西方科学文化发展的历史

　　在科技发展史上，近代科学的兴起，只占很短的一段历史，按照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的划分，真正称得上近代科学的起点是从300多年前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开始的。为什么用一本书的出版来划分呢？为什么不以瓦特发明蒸汽机来划分呢?或者以中国发明造纸术来划分呢?我赞成杨振宁的划分,因为这种划分是以现代科学思想体系的确立为界限的。确立这个由全人类共享的科学思想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它，也许今天我们仍处在中世纪的愚昧时代。当时多少代人在黑暗中去探索“点石成金”术而均以失败而告终，多少代帝王去追求“长生不老”术而得到的却是皇帝的短寿。当然在牛顿之前也有科学技术，火药指南针等都是中国古代的重大科技成果，“一尺木棒，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就是中国古代的微积分学的萌芽。但是还不能称之为体系，还没有形成严密的综合和演绎的思想方法并接受科学实验来检验的科学思维体系。自文艺复兴之后这个严密的综合和演绎的思想方法并接受科学实验来检验的科学思维体系的框架才经过许多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的努力，直至牛顿才最后形成了。从此科学技术就以已往不可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由此可见，这个思想体系的确立要比一项单独的发现或发明更为本质、更为重要。因此杨振宁就把牛顿的“数学原理”一书作为近代科学与古代科学的分水岭，这是很有道理的。它是近代科学文明的一个伟大里程碑。

　　（一）中国科学文化的历史发展

　　中国科学技术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有其重要历史地位。它的发展从远古时代原始积累，春秋战国奠定基础，两汉、宋元两次高潮，中经魏晋南北朝的充实提高和随唐五代的持续发展，至明万历以后虽比诸同时期的西方已经大为落后，但仍有缓慢进展，也出现了一系列集大成的著作，传统科学思想从高峰走向总结。综观整个发展历程，16世纪以前的中国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传统科学思想和科学技术的突出成就正是我国古代的科技先驱辛勤耕耘、善于观察、长于思索、勇于探究，注重整合、联系实际的产物，闪耀着我们中华民族智慧的光辉，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马克思就曾经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杠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页第427页。）而今天众多著名科学家对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珍贵价值的重新肯定，必将使之在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中显示出东方智慧的新的转移与新的实现，这种情况在一些学科已初见端倪。

　　1.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思想的发展，既有连续性，又显示出阶段性高潮的特点

　　我国古代社会从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直至清末，凡4000年，一直绵延不断，既不曾发生过像罗马帝国那样中断无继的历史悲剧，也不曾经历西欧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这就使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得以世代相传、连续积累，并在这个基础上走向自己的巅峰。世界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曾把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重要科技成就作为纵线，世纪年代作为横线，制作了一幅科技发展的示意图，它清楚地表明：无论是以前4000年，还是近500年来，中国科学技术“事实上一点没有退步”；而是“一直在稳缓地前进”。他在《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还指出：“我常喜欢用一种相对来说缓缓上升的曲线来说明中国的演变，显然这曲线比欧洲同一时期，譬如说公元二世纪至十五世纪的演变过程的曲线上升得高，有时高得多。”

　　2.经验性、描述性、实用性与本土化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一个突出特点

　　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特点是在封建社会初创的秦汉时期形成的，从建立与巩固新的封建秩序出发，要求科学技术直接为发展生产服务就成为必然的事，因此它更多地具有实用性的色彩。秦统一我国后，出现了“焚书坑儒”事件，“所不去者，医药、卜巫、种树之类”，意思是那些有实用价值的书要保留，也就是说科技的实用性还是受到重视的。汉承秦制，这部分科技遗产当然会被继承。科技的实用性被固定了下来，但有所不同的是，与此同时，把秦始皇打击的儒家树立为统治思想，西汉作为整理已有科技知识的重视时期，像医药、天文历法、数学与农学四大传统科技或者在此时成书，或者在原有基础扩充，都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以实用性为特色的重要成果。由于封建社会绵延2000多年，中国科技在秦汉时期形成的这种特色，也就被进一步固定化，几乎成为一种前后继承的固有模式。

　　3.与农业关系密切的学科更多地得到发展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又一特征

　　由于我国古代的封建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国家又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因此，与农业关系密切的学科，如天文学、农学、地学、医学等在中国古代都得到较大的发展。譬如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历法方面所显示的特色体系与连续不断发展的情况，那是很突出的。从社会需要考察，先秦以来，一直强调以农为本，编造历法，授民以时正是历代王朝必须从事并给以极大关注的重大事项。又如作为地学分支之一的气象学，远在3000多年前，在我国殷代甲骨文中，就有关于天气实况的记录，《卜辞》里还表达出人们已有预知天气状况的要求，这些都是和当时农业生产的需要相适应的。水利工程与水文知识的发展同样与农业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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