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君主研习儒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效应

汉代君主研习儒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效应

　　汉代君主尊儒习经后，制诏诰令中征引儒经之风渐盛。汉武帝《举孝廉诏》中首次完整地征引了《论语》“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行必有我师”一段经义。上文提到的武帝策命三王的制文则是迄今能看到的较完整的汉代诏书，制文中引《诗》“高山仰之，景行向之”，表达对周公的仰慕效法，又引《书》“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后羞”，告诫受封为广陵王的刘胥。此诏被司马迁誉为“文辞ｌàｎ＠⑾然，甚可观也”〔88〕。

　　据粗略统计，《汉书》诸帝纪中保存西汉诏书约180篇，这些诏书共征引经文35次，如武帝时凡引8次，成帝时引10次。《后汉书》诸帝纪保存东汉诏书约120篇，征引约50次，征引次数最多的是汉章帝，约20余次。有的论者以为“西汉帝王引经下诏比东汉普遍”〔89〕，实际上东汉引经之盛超过了西汉。被征引的经典中，以《诗经》、《尚书》征引频率较高。

　　诏书征引儒经言论的主题，范围十分广泛，主要涉及到以下十个方面：（1）重农；（2）举贤；（3）治吏；（4）宽刑；（5）攘灾异；（6）应祥瑞；（7）施惠政；（8）申礼制；（9）倡伦理；（10）示谦惧。这十大方面反映了儒家治国之道的基本精神，它们被诏书频繁引用的事实，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儒家治道确实在不同程度上与汉代君主政治结起来。作为一种训政方式，其目的是为了论证君主的政治举措乃发自经典本义，依据于圣人之法，因而是勿庸置疑天经地义的。依汉制，帝王诏令颁于朝廷，布达于民间，史称“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癃疾，扶杖而往听之”〔90〕，郡守甚至要专门“选择良吏分部宣布诏令，令民咸知上意”〔91〕。借助于儒经的缘饰，诏书除起到布达政令取信臣民的作用外，亦收弘扬儒术教化万民之效。当然，经义征引也有流于程式化的弊端，有些缺乏实质性内容，沦为一种文章修辞手法而已，这在东汉尤为明显。

　　严格地说，上揭引经下诏的训政情况仍然有笼统混沌的一面，冠冕堂皇的征引未必说明儒家信念就是君主施政的真实出发点。以施政层面看，儒学与君主政治的结合方式和程度，可以进一步析为两种关系模式，其一是循经义真精神施政，一是援经义以附会缘饰，两者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了。

　　先来看前者，即儒家“治道”的一些原则确乎为君主所认同，并贯彻到实际政治的操作层面，造就了实质性建树，荦荦大端者有：

　　其一，儒学教育使汉代君主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儒家关于政治文化改良的学说主张，从而对政治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以汉武帝为例，他不仅从学术上尊崇儒术，而且还遵循儒家理想，施行了一系列上层建筑的改革，如行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协音律”〔92〕等，完成了汉初儒家期待已久的礼制改革。在董仲舒等儒学宗师的阐发下，儒学中的大一统、强干弱枝等施政精神也得到显扬光大，为汉武帝所认同，促成西汉中叶统一学术、削夺藩国等重大改革。

　　其二，儒学经典中广开言路、议政以制的民主性观点，对汉王朝政治运作有较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专制制度。如《尚书》中的《夏书》：“惟帝时举，敷纳以言”。《商书》：“先王肇修人纪，以谏弗ｆú＠⑿”。《周书》：“议事以制，政乃不迷”。《洪范》：“谋及乃心，谋及庶人”。这种思想对汉代君主浸润甚深，廷议形式的议政受到应有的重视，有关制度“楷式昭备”，在历史上较为突出。不少有为君主能够认识到“事以议从，策由众定”（汉章帝语）对巩固统治的意义，“莫不谘取善道，博采稽古，虚己以延纳＠⒀，发嘉诏下及幽隐，求所裨益”〔93〕。基本做到有政必议，阐析利害，集思广益，为国家政务的决策提供了比较合理可行的处理方案，对加强封建统治有重要作用，缓解了专制带来的问题和弊端。

　　其三，儒家的民本论和屈君伸天思想，对汉代君权构成一定制约。前者如《孟子》：“民为国本”，“民贵君轻”，《荀子》：“君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后者如《周易》：“天垂象见吉凶，”《春秋繁露》：“《春秋》之道，以人随君，以君随天”〔94〕。上述思潮盛行于两汉，对君主人格有所抑制。皮锡瑞归纳道：“其时人主方崇经术，重儒臣，故遇日食地震，必下诏罪己，或责免三公。”〔95〕赵翼亦指出，“汉代君主诏多惧词”〔96〕。如元帝诏称：“元元大困，盗贼并兴，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亏，咎至于此，朕甚自耻”〔97〕。一代英主汉武帝，亦在晚年下诏罪己，承认既往所为“多有狂悖”〔98〕，这在后世君主那里是不多见的。同时，两汉君主亦多能容忍大臣极言直谏，许多激烈言辞未被加罪，反映了汉代君主政治中较开明的一面。

　　其四，儒家德治思想在两汉得到不同程度的贯彻。儒家要求统治者爱民惠民，视民如伤，博施众济，具体体现在重农本、薄税敛、制民之产、使民以时等主张上。两汉君主都把重农本奉为基本国策，许多君主都在春季下诏劝农桑，废除苛政，赏赐民爵和布帛，停建劳民工程，赈济穷困鳏寡孤独，表彰孝悌力田等。薄田赋亦是汉政特点，两汉基本保持在三十税一的水平上，而遇灾荒等特殊情况，又有临时性减免。

　　东汉开国之初，承前朝之弊，农民奴隶化现象严重，光武帝循“天地之间人为贵”〔99〕的重民观念，多次颁令释放奴婢，大大缓和了东汉初年的社会矛盾。汉代君主还采纳儒家德主刑辅之义，对法律有所改良，几乎每位君主在位期间都有大赦的记录。汉宣帝显扬孝道，除首匿之法，“令子匿父母孙匿大父母皆勿坐”〔100〕。章帝依照王者生杀宜顺时气的儒家观点，规定“其定律，无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101〕，体现了汉律与儒学文化相揉合的历史特色。

　　其五，儒学教育对汉代君主的影响，还表现在君主依据经义条文处置具体政事，这就是唐殊曾指出的，“夫汉家以经义断事，每有大议论、大狱讼，辄引经义以决之”〔102〕。以《公羊春秋》决事为例，汉武帝时“使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ｚｈｕāｎ＠⒁断于外，不请。既还奏事，上皆是之”〔103〕。这是以经义决狱。再如五凤年间匈奴内乱，汉廷大臣多主张可因其坏乱举兵灭之。萧望之据《春秋》晋国士丐帅师侵齐，闻齐侯卒引师而还事，引《公羊》“君子大其不伐丧”之义，主张“宜辅其微弱救其灾患”，“此德之盛也”〔104〕。宣帝基于儒家政治道义和谋略上的考虑，从其议，遣兵护辅呼韩邪单于定其国。这是以经义定大议论。类似这样援引《春秋》之义处理政事的，两汉书中不下数十例。

　　下面再来看君主援经义附会缘饰政事的行为模式。这首先涉及到儒学与汉代君主政治之间关系的实质。不少论者认为，“从皇帝到百官的汉代统治者，都以儒家思想作为最高的指导思想，作为一切行动和言论的最高准则”。实际并不尽然，在汉代君主稽古礼文，尊儒习经事实的背后，其实存在着一种政治实用理性的思维态度和文化取向，循此方能揭出汉家历代君主的心传。

　　所谓实用理性，它依据的价值是一种直接功利性的需要，与道德理性相去甚远。儒家经典的教育熏陶，并没有也不可能使儒家价值全部内化为君主的政治信念，在专制体制下思想信条的约束力又是有限度的。两汉历史表明，汉代君主理论行为和施政实践的真正最高准则，并非儒家思想，而是皇权和皇朝的直接利益和根本利益。所谓循经义施政的实质，则取决于儒经之义与君主之利的一致和重合；当儒家理想主义的治道主张与之发生偏离和矛盾时，君主无疑是从皇权直接利益出发，权衡现实利害施政，儒家经义便只剩下装璜门面的附会缘饰功能了。

　　例如，西汉时哀帝以定陶王身份立为太子入继大统，遂欲晋封其祖母定陶太后和其母丁姬为皇太后和皇后，受到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等大臣的反对，认为既不合儒家“尊无二上”之义，亦悖汉制传统。哀帝先后册免了朝廷三公，于建平二年下诏晋封尊号，诏书公然引《公羊春秋》“母以子贵”之义〔105〕，为自己的僭礼之举标榜以冠冕堂皇的根据。

　　更有甚者，儒学被君主用来缘饰腐败政治乃至借以诛除大臣。仍以哀帝为例，他专宠董贤，“欲侯之而未有所据”。后就篡改东平王谋反案件的检举人署名，“更言因董贤以闻”，妄为加功以封侯，遭丞相王嘉上封事阻谏。但数月后仍下诏封之，诏书还切责“公卿股肱未能消厌未萌”，“赖宗宙之灵，董贤等发觉以闻”。随后征引经义：“《书》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贤为高安侯”〔106〕。如此封侯，似乎就顺理成章了。再如成帝绥和二年，“时＠⒂惑守心”，郎贲丽据灾变“言大臣宜当之”。成帝乃召见丞相翟方进，“又赐策责让”，“方进即日自杀”〔107〕。实则因为翟方进与谋立皇后的淳于长交往密切，绥和元年淳于长坐大逆罪名被诛，“上以方进大臣为之隐讳”，未便株连。次年遂据天象异常，用儒家灾异说为借口逼杀之。儒学讲灾异，并没有诛大臣以佑护天子的谬说，《中庸》君主“治国九经”之论中，有两经讲的是“敬大臣”、“体群臣”。成帝精于儒学，却奉儒为术，诛除大臣欲强主威，于此可见君主习儒的末流之弊了。

　　当儒家治道与皇权利益发生冲突矛盾时，君主能作出的迁就和接受的约束是相当有限的，甚至索性抛却缘饰模式，一意孤行。比较典型的如“笼盐铁”引起的争议，儒臣据儒家理想力争，激烈的批评从武帝时延续到昭帝时的盐铁会议上，但西汉君主对盐铁之利的垄断却几乎没有放弃过。由此看来，儒家思想只是维系王朝统治的工具而已，君主只是要求臣民奉儒学为最高准则，而自己却保留了选择上充分的自由度。宣帝通明经义，却留下“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108〕的箴言，说明汉代君主施政并未完全拘泥于儒学原则。治国之道的多样化，在汉代许多君主身上均有体现。如宣帝精通《春秋》谷梁学，主持过石渠阁经学会议，但又“好观《申子》君臣篇”〔109〕，“任用法律，不甚用儒”〔110〕。光武帝尊儒是出名的，但他同时又倡导谶纬，除“讲诵经书”外，“自《河图》《洛书》谶记之文，无不毕览”〔111〕。后又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抬到经学之上。桓谭因抵制谶纬，几遭杀身之祸。

　　六

　　最后再看看汉代君主在多大程度上采纳和践履了儒学的君道。

　　儒家重君道，从先秦经典到汉儒著述都有大量的理论说教。儒学塑造了理想化的五帝三王典范形象，把圣王之道置于儒家道德系统的最高层次。孔子强调“为政以德”，要求人君“修己以安百姓”，修己是指理政治世必先修身，“政者正也”，“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112〕《礼记》进而提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正心修身的“八目”和修身、尊贤等“治国九经”。董仲舒强调君主应“固守其德，以附其民”，要“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113〕，使君主道德教育落实到切实可行的一般规范。

　　毋庸否认，透过对儒经君道思想的研习浸染，汉代君主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潜移默化，造就出一些君主的懿言嘉行和贤明形象。在根据历代《孝传》成书的《二十四孝》中，记载文帝悉心侍奉患病的母亲，甚至“目不交睫，衣不解带”，亲尝苦口之药，三年而未尝懈怠。以帝王之尊有如此孝行，实属难能可贵。在勤政方面，宣帝堪称典范，宣帝“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又明于用人之道，“及拜剌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114〕。再如章帝之宽仁亦流誉后世，他在位13年中，多次减免民赋，除惨酷之科五十余条，“奉承明德太后，尽心孝道”，与诸侯王亦相安克谐，“群后德让”，后宫称治。范晔赞曰：“谓之长者，不亦宜乎！”〔115〕是难得的一位有儒德的好皇帝。有鉴于此，赵翼认为汉治近古，即使到“两汉之衰，但有庸主而无暴君，亦家风使然也”〔116〕。从某种意义上说，汉政与秦政分野的关键，也就在于儒家政治传统对君主行为无形的浸润和制约。

　　当然，儒学说教说到底只是一种传统和道德力量的约束，对于至高无上的专制皇权缺乏真正切实有力的制衡机制，尽管每人所处的时段和素质有差异，但不同程度的腐败几乎成为大多数汉代君主的逻辑归宿。从总体上看，汉代君主在君道践履上值得称道者实为有限。相反，在循经由道的标榜之下，却表现为言与行的分裂，悖离君道理想者比比皆是，即便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亦未能免亡秦之讥。其宫廷生活极尽骄奢铺张之能事，又尤敬鬼神之祀，广召方术祀神求仙，夏侯胜曾指斥他“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无德泽于民”〔117〕。好儒雅的成帝亦是淫侈之君，专门为宠妃赵飞燕造昭阳宫，给自己前后建了两座陵墓，耗时十五年，“费拟骊山”，“平时好为微行，斗鸡走马长安中”〔118〕。耽于淫逸，不修政事，大权旁落外戚王氏之手。凡此都远远超出了儒家等级制度和思想所认可的特权范围。明帝通晓儒学孝悌友于之义，却屡兴大狱，广陵王荆、楚王英和淮阳王延以手足之亲或诛成削。王夫之感慨道，明帝“乃独于兄弟之间致其猜毒而不相合，而天性之恩几于绝矣！”〔119〕

　　至于两汉末世昏君庸主的所作所为，如哀帝的专宠男色、裙带政治，桓灵二帝的卖官鬻爵、敛财聚货等等，更与君道规范相去万里。两汉君主此类道德面貌和宫廷私生活状况，暴露了君主尊儒习经虚伪的一面。儒学教育并非万能的，它在君主恣情放纵的物欲面前表现出自身的局限。汉代君主与儒家道德理想的悖离，确实是君主儒学教育苍白无力的一个侧面。虽然我们不必再沿袭古人泛伦理主义的致思传统，把道德实践作为评价的唯一尺度，但却不能不指出，这大约是汉代君主儒学教育传统的一个最大的失败。

　　注释：

　　〔1〕《易·贲·彖》。〔2〕《史记·秦始皇本纪》。

　　〔3〕《汉书·儒林传》。

　　〔4〕唐殊：《两汉三国学案》卷三。

　　〔5〕《论语·予路》。

　　〔6〕《荀子·议兵》。

　　〔7〕《新语·怀虑》。

　　〔8〕《史记·礼书》。

　　〔9〕《史记·儒林列传》。

　　〔10〕《汉书·贾谊传》。

　　〔11〕《新书·傅职》。

　　〔12〕《史记·贾谊列传》。

　　〔13〕〔14〕《汉书·晁错传》。

　　〔15〕《后汉书·班彪列传》。

　　〔16〕〔19〕《史记·万石张叔列传》。

　　〔17〕〔18〕《史记·儒林列传》。

　　〔20〕〔27〕〔29〕〔54〕〔78〕《汉书·儒林传》。

　　〔21〕《汉书·韦贤传》。

　　〔22〕《汉书·昭帝纪》。

　　〔23〕《汉书·宣帝纪》。

　　〔24〕《汉书·王褒传》。

　　〔25〕〔50〕〔110〕《汉书·匡衡传》。

　　〔26〕《汉书·疏广传》。

　　〔28〕《汉书·萧望之传》。

　　〔30〕《后汉书·伏湛列传》。

　　〔31〕《汉书·薛宣传》。

　　〔32〕《后汉书·明帝纪》。

　　〔33〕〔40〕〔41〕〔58〕〔67〕〔68〕〔77〕〔80〕〔85〕《后汉书·儒林列传》。

　　〔34〕《后汉书·安帝纪》。

　　〔35〕《汉书·儿宽传》。

　　〔36〕《汉书·蔡义传》。

　　〔37〕《史记·儒林列传》。

　　〔38〕《后汉书·桓荣列传》。

　　〔39〕《后汉书·张ｐú＠②列传》。

　　〔42〕《后汉书·杨震列传》。

　　〔43〕《春秋繁露·精华》。

　　〔44〕《史记·自序》。

　　〔45〕苏诚鉴；《汉武帝独尊儒术考实》，《中国哲学史研究》一九八五第一期。

　　〔46〕唐殊：《两汉三国学案》卷八。

　　〔47〕《文选：尚书序》。

　　〔48〕《新书·傅职》。

　　〔4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

　　〔51〕《公羊传·序》疏引《孝经·ｇōｕ＠⒃命决》。

　　〔52〕赵岐：《孟子题辞》。

　　〔53〕牟宗三：《历史哲学》，第五部第二章。

　　〔55〕〔105〕《汉书·哀帝纪》。

　　〔56〕《后汉书·光武十王传》。

　　〔57〕《汉书·谷永传》。

　　〔59〕《史记·礼书》。

　　〔60〕〔97〕〔111〕《汉书·元帝纪》。

　　〔61〕〔62〕《汉书·张禹传》。

　　〔63〕〔71〕〔86〕《后汉书·桓荣列传》。

　　〔64〕《汉书·公孙弘传》

　　〔65〕《汉书·眭弘传》。

　　〔66〕《后汉书·郑玄列传》。

　　〔69〕《汉书·董仲舒传》。

　　〔70〕熊铁基：《秦汉时期的统治思想》，《华中师大学报》一九八七年第二期。

　　〔72〕《后汉书·钟兴列传》。

　　〔73〕〔79〕《后汉书·贾逵列传》。

　　〔74〕《后汉书·刘陶列传》。

　　〔75〕吕思勉：《秦汉史》页七六○。

　　〔76〕《后汉书·樊宏列传》。

　　〔81〕《后汉书·鲁丕列传》。

　　〔82〕〔98〕〔101〕〔115〕《后汉书·章帝纪》。

　　〔83〕周桂钿：《董学探微》页三四七。

　　〔84〕《全唐文》卷三七二。

　　〔87〕〔95〕皮锡瑞：《经学历史》。

　　〔88〕《史记·三王世家》。

　　〔89〕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

　　〔90〕《汉书·贾山传》。

　　〔91〕《汉书·循吏传》。

　　〔92〕《汉书·武帝纪》。

　　〔93〕《册府元龟》卷五二四。

　　〔94〕《春秋繁露·玉怀》。

　　〔96〕〔116〕赵翼：《廿二史ｚｈá＠⑦记》。

　　〔98〕《资治通鉴》卷二二。

　　〔99〕《孝经》。

　　〔100〕〔108〕〔114〕《汉书·宣帝纪》。

　　〔102〕唐殊：《两汉三国学案》卷九。

　　〔103〕《汉书·五行志》。

　　〔104〕《汉书·萧望之传》。

　　〔106〕《汉书·王嘉传》。

　　〔107〕《汉书·翟方进传》。

　　〔109〕刘向：《别录》。

　　〔111〕《后汉书·光武帝纪》。

　　〔112〕《论语·为政·子路》。

　　〔113〕《汉书·董仲舒传》。

　　〔117〕《汉书·夏侯胜传》。

　　〔118〕《汉书·张放传》。

　　〔119〕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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