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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水系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追溯
河北平原的几条主要河流，或从西北而东南，或从西而东，或从西南而东北，都流向今天津市，在市区内汇合成一条大河东流人海，这是海河水系的基本情况。这种情况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
清代学者认为《禹贡》篇里的河水(黄河)就是流经天津海河入海的，在入海之前，先已会合了河北平原的降(漳)、恒(滱)、卫(滹沱)诸大水，所以在《禹贡》时代，海河水系已基本形成，不过那时的海河只是黄河水系下游的一部分，尚未独立。到王莽时黄河离开河北平原改道从山东入海，海河水系随即成为一个独立的水系。现代的地理学者认为海河水系的形成决定于天津的成陆年代，天津未成陆时，河北平原诸大水应各自在天津市附近当时的渤海湾西岸入海，天津一经成陆，这几条大水也就在那时在天津合流而形成海河。
实际这两种看法都是错的，正确考释《禹贡》，就可以知道其时的黄河虽然流经河北平原，注入渤海，但并不流经今天津市区，所以就谈不上河北平原诸水在天津会合形成海河。见于《汉书·地理志》的西汉时代和见于《说文》、《水经》等书的东汉中叶以前的河北平原水系，也还是分流入海的，未曾汇合成为一河。海河水系的形成是在东汉末年建安年间，公元三世纪初。天津的成陆最近已由考古资料证明，最晚不迟于战国。可见天津成陆在前，海河形成远在其后，两事相距至少有四五百年。水系形成以后它所包括的范围曾经发生过多次变动。近代海河水系西南包括清水、小丹河，东北包括潮白河在内，这种情况大致南北朝后期或隋代即已出现。人工的疏凿对海河水系的形成和发展都起着很大的作用。
一、《禹贡》河水和《汉志》河水下游不经天津海河
清初考据学大师胡渭在其所著《禹贡锥指》一书中，花了很大力气考证“禹河”(即《禹贡》中的河水故道)，自谓“导河一章，余博考精思，久乃得之”。他对自河北平原中部至渤海湾西岸一段禹河故道所作出的结论是：汉代的漳水下游就是禹河故道，具体路线，“以今舆地言之”是“自巨鹿又北历南宫”等十五州县，“至天津镇注于渤海”。又说：漳水自成平(故治今交河县东)以下至入海一段，“在西汉时犹为大河”。胡渭所谓汉代的漳水，实指《水经注》中的漳水；天津镇即雍正以后的天津府城，今天津市旧城区。可见胡渭认为《禹贡》时代和西汉时代海河即已存在，是当时的黄河下游的一部分。
《禹贡锥指》刊行于康熙四十四年，即1705年。自此以后，乾隆年间官修的《大清一统志》，和有清一代乃至近代学者论述历代黄河变迁的著作，差不多全都沿用了胡渭这种说法，几乎已视为定论。可是这种说法实际上是经不起认真考核的，我们只要仔细研读一下《汉书·地理志》、《水经》和《水经注》，就可以知道《禹贡》时代的黄河应在今青县以东、黄骅以北、静海县东南、天津市南的北大港一带入海，西汉时代的黄河应在今黄骅县境入海，都不经过天津的海河，都在海河以南即已注入渤海。
在《禹贡锥指》以前，明季陈祖绶在其《皇明职方地图》的《河岳图》中，已把“古徒骇河”画作自天津入海。徒骇河即禹河下游分为九河后的最北一支，亦即河水干流。可见把禹河理解为从天津海河入海，这种说法并非创自胡渭。然清代以至近代学者之所以采用此说，实由于信从《锥指》的考证，因为《锥指》是过去二百几十年来一部声望极高，被大多数学者推崇为考证精详的权威性著作。所以我们今天要破除这一错误的说法，必须从驳倒《锥指》的论点入手。
《禹贡》导河末二句是“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这是说黄河下游岔分为九派，在入海之前都受到海水的顶托。《尔雅》释水列举“九河”之名，以徒骇居首。《汉书·沟洫志》载成帝时许商言：“古说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见在成平、东光、鬲界，自鬲(津)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余里”。《锥指》卷三根据许商的话，推定徒骇河是九河中最北一派，亦即“禹河”的干流，这是可信的。又说许商上言三河，下言三县，则徒骇在成平，胡苏在东光，鬲津在鬲县，也是正确的。《汉书·地理志》在渤海郡成平县下有云：
“虖池河，民曰徒骇河”①，更可见徒骇之名，至西汉时犹在成平县民间沿用。《锥指》卷十三中之下说：“《水经》所叙漳水自平恩以下皆禹河之故道”，也是基本正确的②。问题是，《水经》漳水亦即禹河的河口段在哪里，在何处入海?胡渭认为《水经》漳水“径成平县南，又东北径章武县西，又东北径平舒南，东入海”这一段，以今舆地言之，是历“交河、青县、静海、大城、宝坻，至天津镇注于渤海，即古徒骇河之故道也”(卷十三中之下)。这是不对的。
《水经》“平舒”是东平舒的省文。汉东平舒故城《清一统志》采用《寰宇记》的说法，认为即今大城县治；《锥指》作“在今大城县县界”。按，《寰宇记》之说不大确切。《水经浊漳水注》引应劭曰：“平舒县西南五十里有参户亭，故县也”。东汉参户亭即西汉参户县治，故城即今青县西南三十里木门镇(《清一统志》)。汉里一里约为今里十分之七，则东平舒故城应在今青县东北约五六里处。不论是今大城县治或大城县界或青县东北，总之，东平舒故城应远在今天津市区西南百里以上。漳水既然是流经东平舒南东入海的，那末入海处便只能在东平舒故城东，或东偏北一带，断不可能在经过东乎舒县南后，又东北流百数十里经过天津市区才东流入海。东平舒县北，两汉有文安县，县境也在天津西南。漳水若流经天津入海。为什么《水经》和《注》都不说在流过东平舒县南之后，又东北流经文安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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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一统志》河间府古迹说成平故城在今交河县东，据《水经·浊漳水注》，应在交河县东北。
② 只能说基本正确，因《水经》平恩(今曲周东南)以下的漳水，不全是禹河故道．自乐成、陵县(今献县东南)西南至成乎县东北一段，《水经》漳水经二县之南，而禹河故道则应为汉代的滹沱河，经二县之北。
西汉成平县境的虖池河，是禹河干流徒骇河的一段，《汉志》虖池河“东至参户入虖池别”①，虖池别河“东至平舒入海”②。所以西汉参户以下的虖池别河，也就是禹河故道《水经》漳水的河口段，也是在东平舒县境入海的。
大致写作于西汉初年的《山海经·海内东经>>篇末所载二十六水，虖沱水作“东注渤海，入越章武北”。《汉志》参户以下的虖池别河，在这里被目为虖沱河，其入海处则说成在章武北。汉章武县，据《元和志》即唐沧州北一百里鲁城县治。据《清一统志》引《旧志》，在州东北八十里。按，唐宋沧州故城在今沧州市东南四十里，明初徙今市(《清一统志》沧州故城条)。汉章武故城在唐宋州北一百里，明清州东北八十里，应在今黄骅县西北隅，值青县之东，于汉为东平舒县之东偏南。故“入越章武北”，与《汉志》虖池别河、《水经》漳水的过东平舒县南东入海正相符合。
今天津市区位于汉文安县的东偏北，泉州县的东南。如上所考，禹河河口段是《海内东经》的車沱河，《汉志》的虖池别河，《水经》的漳水河口段，这三种记载都只说在章武北或东平舒东入海，都没有说在文安东北或泉州东南入海，所以禹河不会由今天津海河入海，应在今青县之东，黄骅之北，静海东南，天津市南境的北大港一带入海。
胡渭之所以以禹河为由天津海河入海，这是由于他先定西汉大河由此入海，又以为自汉成平县以下，禹河即西汉大河之故。殊不知《禹贡》河与《汉志》河的海口并不在一处，不特禹河不由天津海河入海，西汉河河口段也与今海河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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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代郡卤城。“户”今本误作“合”。“别”下当脱“河”字。
② 见河间国弓高。
胡渭不是不知道《汉志》明说河水“至章武入海”，也不是不知道章武故城距今天津市甚远①，徒以近世有从沧州北流之卫河(南运河)至天津汇合大清河、北运河由海河入海，又见自章武故城以北，海河以南，卫河以东，汉世别无他县治所厕于其间，遂臆断今天津市区为汉章武县地，《汉志》“至章武入海”即指由天津海河入海。胡氏此说之不通是很明显的：
(一)西汉渔阳郡泉州县故城在今武清县旧治东南四十里②，天津旧城区西北去泉州故城不过六十余里，而南距章武故城约有一百二三十里之遥，按常理天津在汉代自应属泉州不属章武。
(二)《汉志》既有虖池别河东至东平舒入海，又有泒河“东至文安入海”③。东平舒、文安二县都在今天津西南，假使今天津在汉代是章武县的辖境，那末这二县怎么可能有濒海之地为虖池别河泒河入海所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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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锥指》卷十三中之下作汉章武县在沧州北一百里，盖以《元和志》为据而不知唐宋沧州在明清沧州之东南四十里。即使在今沧州北一百里，北距天津市犹在百里以上．
②《清一统志》顺天府古迹引县志。
③ 见代郡卤城。今本“泒”讹作“从”，据杨守敬《晦明轩稿·汉志从河为泒河之误说》改。杨氏此考极精密。无可置疑。
(三)除虖池别河、泒河二水外，《汉志》又载有治水“东至泉州入海”，沽水“东南至泉州入海”①。假如大河北至今天津东入海，那末此四水就都该入河，不可能入海。四水既皆入海，足见汉大河不可能经由天津海河入海。
《锥指》专考大河故道，没有遍考汉代渤海湾西岸其他诸水，所以不容易发现他这种禹河西汉河都自今天津入海之说是说不通的。其后道光末陈澧著《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光绪末杨守敬作《前汉地理志图》，都是将《汉志》所载水道全部画在图上的，那就似乎可以发现、纠正《锥指》的错误了。无如陈杨二氏皆见不及此，仍然采用《锥指》的说法，而对《汉志》关于虖池别、泒、沽、治四水的记载，则不惜肆意予以曲解。陈澧将虖池别河和“从河”(陈氏解作虖池河的别派)都画成自河西绝河而过东入海，又于海河之北画上两条治沽二水的尾闾与海河并行入海。杨守敬则强释《汉志》虖池别、泒、治、沽四水“入海”都是由河入海，干脆把渤海湾西岸诸水画得和近代海河水系基本一样，河水是今之卫河、海河，虖池别等四水都在天津或天津西南注入河水。按照陈氏的画法，四水都入海是符合于《汉志》了，无奈虖池别河、“从河”怎么可能绝河而东流入海?难道说是架了渡槽?有这样宏伟的工程的话，为何不见于记载?且章武怎么可能北越东平舒、文安二县辖境而有今天津市区之地?东平舒、文安二县又怎么可能东越章武县境而有濒海之地?陈氏大概也想到了这一矛盾，因而他索性在图说中把天津县注释为汉章武县，在图上把章武二字注于天津之侧。但章武故城在今沧州东北八十里，在汉文安、东平舒的东南，文献记载是明确而相互符合的，怎么可以任意把它搬到沧州之北二百二三十里；东平舒；文安二汉县的东北去呢?按照杨氏的画法，那末四水入海之地岂不应该和河水一样都在章武吗?何以《汉志》要把它们分别系于东平舒、文安和泉州?可见陈杨二氏既然采用了胡渭的汉大河由天津海河入海这种错误说法，那就无法把渤海湾西岸诸水画得符合于《汉志》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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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雁门郡阴馆，渔阳郡渔阳。
再者，《汉书·沟洫志》载许商言：“自鬲(津)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余里；今河虽数移徙，不离此域。”徒骇于汉为成平的虖池河和参户以下至东平舒入海的虖池别河。单凭许商这两句话，即可知汉大河决不可能逾成平、参户、东平舒(今交河东北、青县西南、东北)一线而北至今天津入海。想不到胡渭、陈澧、杨守敬这三位著名学者，竟然都没有注意及此。
可能有人要为杨守敬辩护：《汉志》代郡灵丘县下载，“滱河东至文安入大河”；滱河上游即今唐河，其下游应在泒河之北，滱河既然是入大河的，那末在滱南的泒河、虖池别河当然也不可能独流入海，解释成由河入海应该是正确的。又，滱河既在文安县境泒河之北“入大河”，河滱合流处应距今天津旧城区已不远，那末把此下的河水解释成流经今天津会合治、沽二水后东流由今海河入海，也可以说基本上是合乎情理的。这种想法也许正是当年杨守敬在《前汉地理志图》中那样画法的根据。因为看到了《汉志》滱河这一条，就把《汉志》中其他许多不符合这样画法的记载全都视若无睹了。
实际《汉志》说滱河入大河显然是错的。在滱北的治、沽二水入海，在淀南的泒、虖池别也入海，夹在中间的滱河怎么可能入河?杨守敬情愿相信滱河入大河一条记载，而不相信治、沽等四水都作入海的记载，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他和胡渭、陈澧一样，昧于历史时期的水系是在变化的，硬要以古水道比附今水道，先定下一个禹河、西汉河北流入海是循今卫河、海河入海的基调，对所有不符合于这一基调的记载，就只能或者予以曲解，或者置之不理了。
说到这里，可能又会有人要为《汉志》辩护：《山海经·北山经》也说“高是之山，滱水出焉，东流注于河”，《说文解字》也说“滱水起北地灵丘，东入河”，在《汉志》前的《山经》和在《汉志》后的么说文》都说滱水入河，岂不正可以证明《汉志》滱河入大河之说是正确的?
殊不知《山经》时代河水经河北平原中部北流至今蠡县东，循《汉志》涿郡、勃海郡境内之滱河东流入海，其时滱水约当在今蠡县东南入河，所以《山经》说滴水“东流注于河”是不错的，但入河处不在汉文安县境。《汉志》河水下游业已离开《山经》河水故道，不经河北平原中部而自豫东北经鲁西南、冀东南入海，故《山经》中的滱水入河以下的河水，在《汉志》时代即为滱河所经行，在此时记述滱河的归宿，自应作东至文安入海，不应仍作入河了。许慎不查一查当代的情况而直钞旧文献作入河，已属失误；而班固则杂采诸记，糅合成志，既根据当代的情况指出滱河下游“东至文安”，却又采用了前一时期的旧文献仍作入河，那就更荒谬得可笑了。我们岂能因为《汉志》、《山经》、《说文》作入河相同，便不加分析，轻易肯定《汉志》这条记载，不惜无视或曲解与此不符的其他记载?
怎么会知道《汉志》涿郡、勃海郡境内的滱河，就是《山经》时代的河水下游呢?这是先从《汉志》的记载中得到启发，然后用《山经》的记载予以证实的。
《汉志》泒水“东至堂阳入黄河”①，斯洨水“东至鄡入河”，博水“东至高阳入河”，卢水“亦至高阳入河”，涞水“东南至容城入河”，桃水“东至安次入河”。②按，《汉志》河水自今鲁西北流经冀东南入海，堂阳、鄡、高阳、容城、安次这些县都在河北平原的中部③，都不是河水所经过的地方；用《汉志》所载河北诸水相互证验，则泜水和斯洨水实当入*[穴+氵帚]，博、卢、涞、桃四水实当入滱。古人以“河”为大河的专称，何以班固会对这六条水所注入的*[穴+氵帚]滱二水不称*[穴+氵帚]滱而称河，这是很值得研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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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泜”今本误作“沮”，据王念孙《读书杂志》四之六、段玉裁《说字解字注》改。《汉志》例不称大河为黄河，此条原文当作“入河”。盖后人知堂阳非汉大河所经，见《汉志》信都国信都下载有“故章河在北”一语，堂阳去信都不远，乃在“河”上擅增一“章”字；隶书章、黄二字形近，后又讹章为黄。今按“故章河”是《汉志》时代以前的章(漳)河，在《汉志》时代已为*[穴+氵帚]水的下游，和《汉志》中在*[穴+氵帚]水以东的漳水是两回事。泜水东至堂阳所入，是“故章河”而不是当时的漳水，所以在“河”上增一“章”或“漳”字，并不符合《汉志》所载水道经流。再者，若班固原意作入漳，则但当作“入漳”，亦不得于“漳”下缀一“河”字。清代几位学者不明乎此，或以为本作章河；或以为本作漳河，或以为本作横河，“横”“衡”古通，横河即《禹贡》衡漳，“黄”乃“横”之烂文；皆非。 ’
② 泜水见常山郡元氏。斯洨水见真定国绵曼。博水见中山国望都。卢水见中山国北平。涞水见代郡广昌。桃水见涿郡涿。
据《清一统志》，堂阳故城在新河县西，鄡县故城在束鹿县东，高阳故城在县东，容城故城在县北，安次故城在县西北。
按，《说文》水部也说涞水“东入河”，《汉志》信都国下博县注引应劭曰亦作博水“入河”，由此可见，《汉志》把这几条水记作入河，不会是班固偶然搞错或笔误，更不会是后世传抄传刻之误，而是和许慎、应劭一样，同出于某种古文献。这六条记载中所谓“河”，指的确是大河，不是像清代几位学者那样认为指漳河、虖沱河、或河水所汇注的淀泊①。这六条应该和滱河条下作入河一样，不是笔误，也不是无根之谈，班固所犯的错误乃是盲目地袭用旧文，没有能够按西汉后期的实际情况予以订正。《史记》八书中无地理篇，班固能在《汉书》中开创一篇《地理志》，纂录了多种资料，使这些珍贵资料得以流传于后世，厥功甚伟。但他不是一位地理学者，他也许根本发现不了他所纂录的资料是有矛盾的，也许发现了而没有能力辨别是非(即符合或不符合于西汉后期情况)，作出判断，予以统一。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汉志》里才会存在着一些使后人迷惑不解的记载。
赵一清、王念孙、洪颐煊认为泜水所入是漳河，前文已予辨正。洪颐煊《汉志水道疏证》又以为斯洨水所入之“河”也是漳河，陈澧《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认为是虖沱河；实则斯洨水所入和泜水一样，也是*[穴+氵帚]水下游即“故章河”。陈澧又说博、卢、涞三水所入即今西淀，桃水所入即今东淀，二淀为河水所汇，故曰入河。此说更悠谬。二淀当形成于宋何承矩兴塘泺之后。《水经注》叙巨马、易、滱三水都没有提到入淀泊，且西汉大河下游远在今冀东南东光、南皮、沧州、黄骅一带，与后世二淀之间中隔与大河基本并行的虖池别、虖沱、泒等水，河水怎么可能穿越这些水道西北逆流数百里汇为东西二淀?
然则《汉志》所录泜水等六水入河的记载，应该写作于什么时代?
《汉志》堂阳以下的*[穴+氵帚]水，即信都县北的“故章河”，即漳水故道。胡渭论证这段漳水故道就是《禹贡》时代的河水经流，这是正确的，所以《汉志》泜水、斯洨水作“入河”，符合于《禹贡》时代的情况。惟禹河自汉信都以下即东北流循汉之虖池河、虖池别河入海，并不经过汉之高阳、容城、安次等县，可见《汉志》博、卢、涞、桃四水所入的“河”，不是《禹贡》时代的河。遍稽古籍，发现《山海经·北山经》滱水“东流注于河”，此下又有*[姜阝]、般、燕、历虢、伦、绳六水都是“东流注于河”，才悟到《山经》时代的河水，应不同于《禹贡》河水，禹河自汉信都以下东北流，《山经》河则自信都之北北流，自汉陆成县今蠡县以下，走的就是《汉志》中的滱河下游，北流经汉高阳县西，折而东流经容城等县南，又东入海，所以在《山经》中才会有六条水都在滱水之北东流入河。而《汉志》中的博、卢、涞、桃四水，验以地望，正当在高阳、容城、安次等县境内入滱，可见《汉志》此四水和博、涞之间的濡、徐、易等水，大致应相当于《山经》中的*[姜阝]、般等六水，四水所入的“河”，应即《山经》时代的河水。由此可见，《汉志》泜水等六水作入河确有来历，但其所本并非西汉后期的记载，而是相当于《山经》时代的古老记载。
总上所考，则西汉大河不由今天津海河入海应可成为定论。但单凭《汉志》河水“至章武入海”这句话，难以确定入海处在地图上的位置。所幸《志》末据成帝时刘向所言赵地“域分”，提到了章武是渤海郡“河以北”诸县之一，因而属赵分。由此可见，西汉河水的河口段在章武县南。章武故城在今黄骅县西北隅已见上文，则西汉河应在今黄骅县境入海。
《禹贡》河和《汉志》河都不经过今天津市区，倒是上面提到的《山经》时代河水，其下游即《汉志》“至文安入大河”的滱河，亦即《水经》“东过泉州县南，东入于海”的易水①，文安东北、泉州东南距今天津不远，其入海处很有可能在今天津市区或近郊，但绝无迹象已有市区以东的海河。且《山经》中并无从河水东南岸注入河水的水，见于《北次二经》的湖灌水，应即《汉志》《说文》中的沽水，其时亦与《汉志》《说文》时代同，入海而不入河，当然谈不上其时业已形成海河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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