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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市场中技术工人状况调研分析
一、青年技工：产业工人中的优势群体
改革开放后，原来的产业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开始沿着各自不同的道路、遵循着不同的逻辑，向着市场社会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演变。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正以“世界工厂”的形式，形成世界上最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一方面是原有的集中在城市中，享有较高社会地位，被国家以各种社会福利制度覆盖起来的国有企业职工，被一步步地纳入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曾被户籍束缚在农村的土地上，很少受惠于国家福利，且不允许随意流动的农民，则开始流出农村进入工厂，被锤炼和锻造成新的产业工人。大批农民转离农村和农业，进入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的外资、合资或私营工厂，从事工业生产活动。
然而，关于农民工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农民工流动的特点和过程、社会问题和社会保障、社会网络和制度排斥等宏观层面，并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来研究农民工问题。在这些研究方法下，不同属性的农民工被作为不分地域、不分性别、不分老幼、没有具体面目的“整体范畴”来处理的。支配他们的行为的是各种一般法则，如“机械流动”“理性选择”“户籍制度”等。农民工在整体上也被认为是一个弱势群体，缺乏相应的维权意识和充足的维权手段，会采取相同的维权方式和行动逻辑。农民工群体被抽象化为具有同一性质的群体。
然而，我们不能忽略，农民工群体是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其内部同样存在属性的不同。同简单劳动力相比，农民工群体中拥有成熟技术的青年技术工人，其在维权行动方式及身份认同方面，都与简单劳动力有不相同的地方。其拥有的更大的“结构性力量”让其成为庞大农民工群体中的独特群体，值得我们进行田野调查基础上的细分和研究。
本次研究选取的私营企业“Y”位于江苏省南通市，是一家以生产各种色织面料、印染面料为主的专业性企业。“Y”工厂的工人约有500人，大部分为农民工。在生产过程中，每一环节都需要技术成熟的技术工人来把握生产。每一道生产过程都有专业的生产小组，并有几名青年技术工人担任生产组长，负责生产过程的管理和产品质量的监督。
1.青年技工地位的展现—— 技工争夺战
工厂里来自浙江的两名青年技术工人张某和谢某在春节后要辞职。这两个人作为生产线上把握染色和上机织造工艺的中级技工，由于业务精通，操作熟练，一直是生产线上的重要技术工人。此时正值工厂定单旺季，生产任务繁重，染色和织造需要非常精湛的技术，也是布料生产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两人此时突然的辞职对于工厂的生产将带来具大影响。
这个事情引起厂长的高度重视，厂长亲自打电话询问这几位青年技工离职的原因。当了解到有其它的工厂开出更高的薪水欲“挖走”这两位技工时，厂长亲自开车到这两位技工的家中，主动将薪水提高到竞争对手的水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将这两位年轻的技术工人成功留在厂中。
事后厂长说：“现在这样的高级技工不好找啊，到处都缺，招都招不到，哪能让别人挖走了？普通工人就是流水线工人，技术要求较低，到哪里都可以招到。多给些工资也得请回来，可高级技术工人要是走了对工厂就损失大了。”
在这个事件中，我们看到，技工稀缺导致的人才争夺更加显示了中高级技术工人在生产线上的重要作用，成为这两位青年技术工人相对受重视的原因。技工荒才是当前市场的真正问题。
2.差序格局：作为核心工人的青年技术工人
“Y”工厂的十一位中高级青年技工，都是农民工出身，他们有的是依靠在工自己工作过的纺织企业从最初级的工种开始，通过自身的努力学习和劳动经验，逐步掌握了纺织技术，有的读过职业技术学校，通过再教育提高自己的纺织专业水平。而这些既有一定文凭，又掌握核心技术的青年技术工人，也容易受到企业主的重视，现在他们都在担任企业的管理职责。
调查中了解到，为了稳定技术工人队伍，获取稳定而高额的利润，工厂的高层管理者会根据工人的技能、贡献和抗争的强度将工人划分为核心工人和边缘工人，采用一种“差序格局”式的用人和管理方法。核心工人是那些拥有特殊技能、对获取利润贡献较大和集体抗争强度高的工人，反之，则是边缘工人。
“Y”厂对一些青年技术工人也就是核心工人采用责任自治的策略，给予其地位、权威和责任，努力去赢得这此青年技术工人的忠诚。对边缘工人即非熟练工人则采取直接剥削的策略。而在近两年美元贬值，进出口业务受阻，工厂利润降低的背景下，这些青年技工作为核心工人的雇佣位置将得到保护，并没有被解雇，而边缘工人即非熟练则有一大批被解雇，这也显示了青年技术工人的优势。
二、“结构力量”的基础及生成逻辑
1.技术：“结构力量”得以发挥作用的基础
埃里克?怀特认为，“结构力量”由两种“讨价还价能力”组成。一种为“市场讨价还价能力”，包括：第一，工人拥有雇主所需要的稀缺技术；第二，较低的失业率，即所谓“紧凑的”劳动力市场；第三，工人具有脱离劳动力市场、完全依靠非工资收入而生活的能力。另一种为“工作现场的讨价还价能力”。这是一种“从卷入于严密整合的生产过程的工人那里所产生的能力。在那里，关节部位上的工作节点的中断，可以在比该节点本身更为广大的规模上，导致生产的解体”。
对埃里克?怀特“结构力量”的理解中，我们同样意识到，什么工种的工人、他们来自那里、在工厂的地位是什么，都是应该重视的分析因素。而在这当中，技术是一个重要变数。技术工人、半技术工人、无技术的工人，以及他们的来源地、性别、教育程度、文化修养和城市总体文明水准，种种区别会在其日后的身份认同中显现。
青年技术工人的结构力量得以显著表达，是与非技术工人的对比中实现的。我们从“Y”厂青年技术工人的地位来说明这一点，来自苏北的青年技术工人D虽然年龄只有29岁，但他却已经有多年的纺织染色经验和技术的支撑，而纺织企业中染色技工的稀缺也令他对自己身份地位有高度的认可。
青年技工D说：“我现在想找份工作很容易，许多企业都缺我们这个技术岗位的人，待遇不好就换个地方，许多工厂比现在的工资还高呢。”
企业主说：“我把D师傅聘过来，是因为他在大厂做过多年的染色，现在这样的师傅不好聘，年轻人技术很好，而且工作挺有经验的。”
我们从工人朴实的表述中，印证了“技术是一种社会的产品，一种谈判的身份：一个技术的工人是难以替代和或缺的；一个无技术的工人则是可替代或可有可无的”。技术是一种劳动政治的强有力的先知，通常和长时段文化和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不同技术水平的工人通常来自不同地方，接受不一样的教育，享受不同的城市化水准的工作，也会具有不同的工人阶级的特质和不同的生活方式及身份认同的表现。
青年技术工人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和无可取代性足以使他们影响巨大。他们在表述和行动方面比非技术工人更有优势。这使得技术成为青年技术工人在生产中发挥影响的基础条件。
2.青年技工：生产线权威与监督者
技术工人是那些掌握了某一技术工种的工艺操作方法与生产技能的一线劳动者，他们既能熟练掌握本岗位操作技术，又能发挥技术特长，他们是掌握生产需要的绝窍，绝技，挖掘生产潜力的能工巧匠，这与工人技术等级有关，但不完全取决于技术等级，初级工人如果有绝活，能在生产中发挥同样的重要作用，那他也是技术工人。
我国学者曾湘泉对技术工人的定义是：技术工人，又称作蓝领，主要指在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中从事生产性工作的工人。参照这一定义，本研究中的青年技术工人主要指在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中第一线从事生产性工作的青年工人。
按照国家规定的职业技能标准或任职资格条件，技术工人分为初级工（国家职业资格五级）、中级工（国家职业资格四级）、高级工（国家职业资格三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高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一级）5个等级。
从“Y”纺织企业招聘需求上看，女性的青年挡车工最受欢迎。由于挡车工培养速度较慢，一般从生手到熟练工人大约要3-5年时间，挡车工一直是纺织企业的紧缺职位，这个岗位的工作质量关系到企业的产品质量、产量、销量等各个过程，一名合格的挡车工应该熟悉机器的性能。
青年技术工人L说：“我得时刻地检查机器，指导工人对布面上的断线、疵点进行观察和调整，不然的话出了质量问题是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
再来观察一下“Y”纺织企业的生产机器，生产线上的“浆纱机”价值近一百万元，一台丰田喷汽式织机的价格在30万元左右。浆纱工和喷汽织机的操作工人除了要具备精湛的操作技能，还必须具备细心的操作手法，否则就会对机器产生较大的损害，这是一项看似简单，实际上十分复杂的工作。一些进口的机器还要求工人有英语基础，因为机器上有些是英文操作界面，不懂英文的工人根本无法操作。在“Y”厂负责修理纺织机械的青年技术工人G，也是企业从别的企业高薪“挖”过来的，他有着七八年的纺织机械维修经验。
青年维修技工G说：“这些机器平时不大会坏的，但坏了就耽误生产了，所以我平时有事没事都是要仔细检查的，机器有了不正常的响声我也让他们及时告诉我。我的工作任务就是保证机器正常，保证生产的进度不被中断。”
对于“Y”企业来说，中高级青年技术工人在生产线上的权威性和监督作用是生产顺利进行的保证，这也是他们地位相对受重视的基础之一。
3.紧凑的劳动力市场：技术工人的供不应求
中国的许多制造行业，要么是有订单没技工，有图纸没有产品；要么是一流的设备，二流的工人，三流的产品。为什么呢？因为一流的企业要有一流的产品，而一流的产品需要一流的技术工人来制造！“技术工人也是人才”这句话，肯定了技术工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高了工人在人才队伍中的地位，同时也反映了我国技术工人队伍的紧缺现状。
尽管我国劳动力市场长期供大于求，但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矛盾却十分突出，技术工人特别是高级技工严重不足，已经影响到经济的健康发展，这种现象称之为“技工荒”。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4月对全国40个城市技能型人才状况进行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技师和高级技师占全部技术工人的比例不到4%，而企业需求的比例在14%以上。中国三大经济圈2004年一季度高级技工供需统计资料显示，珠江三角洲地区中级及以上技工的求职人数为36088人，实际岗位需求为60008人，求供倍率为1.66；长江三角洲地区中级及以上技工的求职人数为49640人，实际岗位需求为89915人，求供倍率为1.81；环渤海地区中级及以上技工的求职人数为44776人，实际岗位需求为67931人，求供倍率为1.52。在制造业发达的地区，技术工人尤其是高级技工短缺的状况更为严重。有关资料显示，江苏省无锡市2004年第二季度制造业企业高级工的需求与应聘人数之比已经达到4.8:1，中级工和初级工的需求与应聘人数之比分别为1.5:1和1.7:1。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占技术工人的比例，辽宁为8.8%，吉林为7.1%，黑龙江为6.1%，即使在装备制造业实力雄厚的上海，此比例也只有9.4%，而发达国家已达到40%。很显然，中国出现了“技工荒”绝非危言耸听。
与此相对，能为制造业输入技术工人的职业技术学校却面临困境。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持续的经济增长和财政实力的提高，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省级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但对职业技术教育却不够重视。政府对职业技术教育的财政投入增长缓慢，最快的年份也只比上年增长9%，有的年份出现负增长，1996年到2004年差不多10年时间只增长了41%，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每年都较上年增长超过15%。我国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学校数、招生数、在校生数三个指标在整个高中阶段的比重都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由于职业学校办学规模的缩减，到 2002 年可输入劳动力市场的毕业生明显减少，产业界技术工人连年断档，“技工荒”也就随之出现了。
资本需要技工而不再努力生产技工是成为中国技术工人紧缺问题的关键。技工需求的供不应求造就了这一技术工人群体紧凑的劳动力市场。
三、从“户籍身份”到“技工身份”——青年技术工人的身份认同
个人的认同是多重的，对身份的认同也是多重的，对多重身份的管理是个人身份认同的重要任务之一。身份认同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指人归属的某一种社会范畴或类型，即所说的身份；第二层是指一个人对自己行为模式、价值观的认同。在社会转型期，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内生于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
我们力图在农民工身份制度构建的大社会制度的背景下来描述农民工群体中青年“技术工人”的身份认同处于何处状态。我们关注青年技工身份认同的两个方面，内在方面指群体认同，即他们在主观上所具有的群体归属感，即“我们”是谁；外在方面是指社会分类，即社会或资本对他们的归类和划分，即“他们”是谁。也即社会学家R.简金斯（Jenkins）指出的，“认同的概念的现代功能事实上包含人际关系中的两个基本因素，即基于人们同一性的关系和基于差异性的关系。简要地说，即意味着一方面认同概念揭示了‘我们’是谁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区分了‘他们’是谁。”
语言表达可以说是一种身份认同在自我认知基础上的有意义的标准，如果青年技术工人对本群体或另外一个群体表示认同，或将“本群体”与“外群体”，“农民”与“技工”等一系列范畴划分开来，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自我感知性的身份认同的方式在交往实践中同样可以鲜明地表达出来。
1.“技术”和“城市经验”基础上而形成的身份认同
在访谈过程中，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些手握技术的青年农民工表现出一种对技术工人群体的一致赞扬和一种较强的认同。而这种认同是基于群体成员在城市中长期的生活经验、所从事的工种的重要性和所拥有的技术能力。
青年技术工人L说：“刘师傅熟悉欧洲及日本布机，负责维修保养布机及检查机械以保持正常运作，这没有十年以上的实际工作经验是做不成的，工厂生产线的运转生产及质量检查，他可是行家。”“我们得靠技术吃饭，大学生靠学历吃饭，现在做色染的技工可比你们大学生难招噢。”
从话语表达中，青年技术工人L通过对自我的评价，对自己的群体产生一定的认同，并产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技术工人L维持积极的社会认同来提高自尊，而积极的自尊来源于在他对自己所在的内群体与相关的外群体的有利比较。
青年技术工人L说：“安全保险和综合保险是必须的，我工作过的两家大厂都给工厂交保险的，我们来到这当然也要求交保险，以后有什么事故的话也有保障。现在的工厂都要给工人这待遇的。”
青年技术工人在要求企业办理社会保障的态度方面，也显示出了不同于非熟练工人的一面，普通工人并没有这方面的积极要求或主动意识。但长期的工厂生活和城市生活的体验已经让青年技术工人他们意识到一种生存和劳动权利的作用与价值。他们也主动要求参与到对自己劳动安全或劳动保障的行动中，并争取一种劳动权基础上的利益保障。
2.对“农民”这种户籍身份的认同
农民工从农村流入到工厂，被锻造成产业工人，农民工每年在全国范围内像候鸟一样的大规模定期迁徙，传统研究中的农民工被作为不分地域、不分性别、不分老幼、没有具体面目的“整体范畴”来看处理，支配他们的行为的是各种一般法则，如“机械流动”等，影响其流动和生存条件的也是那些最为一般的制度安排，如“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等等，现在有必要把研究从“抽象工人”转换到“具体工人”。那么农民工群体中的青年技术工人到底对自己的职业身份是如何看待，他们是如何理解农村与城市户口对自己的影响的，笔者试图以一种真实的语言再现来理解青年技术工人的自我身份认同。
青年技术工人Z说：“我已经在城里做好多年了，农活早就做不成了，也不想做了，我靠自己的技术是能找到活计的，为什么还要回家务农呢？是不怕找不到工作的。老板如果给的待遇不错我们就在这做，如果对我们不好，我们就到别的工厂去，好多企业也缺我们”。“户口现在也变不了啊，都在农村老家呢，但现在这样也没什么关系，能凭技术赚到钱就行。”
从话语表达中，我们看到，青年技术工人Z虽然同样羡慕城市户口，但在现实条件已经无法更改的前提下，他自身从思想上减弱了城市户籍制度所赋予他们的原本农民身份的认可，开始趋向于社会、资本、及技术要求对他们身份的认定。他长期在城市中的打工经验也使他的自我身份认同向工人身份慢慢转变。
四、农民工中的青年技工：独具特质的一个工人类别
对农民工的许多定量或定性的研究中，一种普遍的观点是在制度和文化不断强化新生代农民工身份的同时，农民工由于其自身生活方式的变化，展现出来是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会出现自我认同的困境。但我们在“Y”厂的调查研究发现，农民工群体并不能被认为是“一般的、抽象的”，而是这个庞大的群体中也会有不同的群体分类与群体行为。非熟练工人、半技术工人和拥有成熟技术的技术工人在自身行为与身份认同方面都会表现出不同的特质。这需要我们认真地深入工厂政体，在观察中区分不同的群体行为。
在抗争方面，青年技术工人的力量更加强大，流动性更强，维权要求更加受到企业重视。在生活方式上面，他们在城市或工厂的时间更长，城市体验更加丰富，更加适应城市生活。在社会地位或工厂地位的自我认同方面，青年技工更具有基于技术基础上的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感，更加有自信，更加“自我骄傲”。
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专业技术人员基本上是通过高等教育或专业技能培训直接培养出来的，大多数专业技术人员的最初职业就是专业技术人员。然而，在当前中国社会，许多青年专业技术人员是在“打工”过程中逐渐成长为专业技术人员。这种来自职业变化经历导致了一部分青年专业技术人员身份认同的模糊性。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和过渡时期，存在着多元化的、相互冲突的文化价值观念，农民身份与工人身份的模糊性，在农民工内部都有所反映。
在农民工内部，技术熟练程度、城市生活体验及年龄特征等这些因素使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内部的身份认同和共同意识形成具有复杂性，并且这种复杂性与交织性一时无法清晰地得以区分。但是调查中发现，在“工厂政体”里，青年技术工人开始减弱了城市户籍制度所赋予他们的农民身份的认可，开始趋向于社会、资本对他们身份的认定。当然，要完全区别制度性认可和社会性认定，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两者之间本身就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加强的关系。尽管如此，调查结果使我们认识到，制度性身份对青年农民技术工人的影响在相对减小，或者他们开始更看重的是社会、资本对他们的认定。青年技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中一个独具特色的工人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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