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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讲啦汪建演讲稿：一百岁的梦想
演讲稿是一种实用性比较强的文稿，是为演讲准备的书面材料。在我们平凡的日常里，演讲稿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在写之前，可以先参考范文，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开讲啦汪建演讲稿：一百岁的梦想，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刚才小撒说（活到）一百岁，大家都很愿意，对吧？特别是在座的都很年轻，一百岁还是几十年以后的事儿，但是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爷爷奶奶，已经到了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但是，这个“但是”转折了，我们要活到一百岁，我们要健康地活到一百岁，我们怎么样来走过这些长长的一百年？我们要预防哪些东西？这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这些问题跟基因有什么关系？
第一个能做的事情，能够预防和预知出生缺陷。这就让我想起来当年我下乡的时候，我14岁就下乡农村，我们湖南湘西的山沟沟里面，有很多的近亲婚配，所以那个地方的出生缺陷相对严重一些。后来我学医以后，我就一直想，能不能把这个出生缺陷控制下去。出生缺陷大多数都是因为基因的缺陷造成的，我如果知道这个基因谱，出生缺陷不就能够控制住了吗？现在从幼儿园拼起，其实应该从妈妈的肚子开始拼起。如果受精卵是好的，怀孕的宝宝是好的，不带有任何出生缺陷，不带有基因的这些疾病，那么这个宝宝就在一个好的起步阶段。所以这些年的努力，我们的技术的进步，现在对出生缺陷的检测，已经到了一个相对经济上可以接受，临床的检测度、准确度比现有的方法，都有了极大提高的一个状态。如果我们把这个项目推广到全国、全世界去，中国不光能够成为控制出生缺陷最好的国家，可能也会成为控制全球出生缺陷领先的国家。
第二个，肿瘤。所有的肿瘤都是基因病。生下来没癌症的，后来是人和环境相互作用得到的。肿瘤是可以预防的，肿瘤是可以不发生的。我是做基因科学的，我是做生命科学的，我一直在那儿想，人生到底是什么？人生到底需要什么？
刚才小撒问大家愿不愿意活到一百岁，这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物质财富带来的是什么？我就弄不清楚，那一个规则排列的碳(元素)，那么值钱吗？而且把它用一个叫“克拉”的这么一个单位，然后还代表着圣洁，这不整个就是扯吗，对不对？不就是一个规则碳(元素)吗？还有那些金银财宝，金银财宝都叫“盎司”，都是虚拟的一些消费模式，就把大家引导过去了。特别是量化了以后，在银行里面有好多个00000存在那儿，就忘记了自己来到世界上是干什么的。
像我这种低消费的人，我就这一身衣服，当然是两件一样的，经常洗一洗，两天洗一下。在任何正规的场合下，我也不需要换个什么玩意儿去参加英国人传统的晚宴，他们这个燕尾服、那个大袍、领结，我也不需要。
在工业时代，我们所有的产品，包括你们桌子上放的加多宝，所有的这些都叫物质。物质生产出来，它可以被赋予价值，它有价值，它也可以给赋予价格，它就很容易交换。特别可恶的和可笑的是，有的人，先发达的人，做出很多引导性的样子来。名贵的鞋、名贵的衣服，你说那个鞋，那么高的跟，你穿着舒服吗？戴着那些什么金银财宝，你说你重不重啊？你看我啥都没有，当然眼镜戴着，刚才主要要看我写的什么东西。所以像这样的东西，就是因为他们走在前面了，他们制造出一个一个的消费热点，一个一个的虚拟的消费的模式，一个一个奢华的、满足人类莫名其妙虚荣心的这种奢华的心理状态。
非常可惜的是生命科学滞后，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生命都没有被它价值化。特别是健康，没有给它分开，没有把它一截一截的怎么算。
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没有什么量化的东西可以和生命去比。生命的价值是由健康来承载的，健康的根本是基因起到一个根本的作用。我生在这个世界上，我满足了我的衣食住行，我就要掌控我的生老病死，不光有一个健康幸福的生活，更应该利用这一段时间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为未来留下一点什么。
那些虚拟的东西，那些奢华的东西，我来“忽悠”你们，我来“传销”你们，远离它们吧。
我最恨的两个字叫养老，我都60多了，你看我要养吗？谁养谁啊！
我们要不要让中国的每一个老同志，能够老有所为、老而精彩？今天对你们讲比较遥远，如果你们的父母亲、你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现在一点都不烦你们，你看到他跟你一样健康，他也可以一块儿跟你上球场，他也可以一块儿跟你高山速降，他也一块儿可以登珠峰，你想想那时候人类社会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你是不是觉得很爽？如果我们年轻的姑娘们，这个皮肤叫颜值，能够长期地保持不变；我们的小伙子的肌肉力量，随便可以做50、100个俯卧撑，就像我现在随便做，你们估计没几个人做得过我。
上个礼拜我还见了一位91岁的老人，就是巴菲特的那个合作伙伴，在四万人的的运动场里面，6个小时没动回答50个问题，然后坐下来跟中国代表团又谈了半个小时，晚上吃饭的时候，又跟我们谈了两个小时，他91岁了依然在运作将近1000亿美金的一个投资公司。所以这些人都依然在做工作，在做贡献。
所谓一到“养”，那就变成社会负担了，叫作等着饭、等着睡觉、等着死。那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什么用？人生应该怎么样来选择？生命是多么的重要。
说起来大家都知道人命关天，但是一到工作和学习上，我现在还活着，我就不管它关不关天了。我这个年龄，小时候的同班同学四十多个人，已经有十几个人离开人世间了，所以说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事情。
我今天为什么要拼命地喊生物经济、生命经济这是一切？换句话说，我们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能不能引领人类社会的发展？
如果我们用基因科技，把出生缺陷拉到全世界最低，也让全世界人民共享这一科学进步带来的福祉，让中国的心脑血管发病率最少，让中国的癌症发病率最少，有了这些疾病的人，能尽快地恢复过来，我们都能健康地活到一百岁。
我曾经有一个职务，是中国性艾协会副秘书长，是什么呢？性病、艾滋病协会。当时我在做艾滋病研究，那个时候中国的艾滋病检测出来的发病率，大概是一万到三万人。十几个亿的国家、大国，只有这么一点点的发病(率)，是全世界控制艾滋病最好的一个国家，大家都很自豪，说我们中国艾滋病控制得非常好。但是后来，1994年的下半年年底的时候，河南的有一个防疫站的同志，带来42份样本找到我说：“我怀疑这些人是感染上了HIV了。”我说：“有那么多吗？”他说：“你试一下吧。”
因为当时做一个检测很贵，好几百块钱，那个时候大家的工资一个月才一百来块钱，没人做得起这个，我当时做这个研究的，我做了一下。42份中间有37份阳性，换句话说，他怀疑的那42个人中间，37个已经感染上了艾滋病。我就把那个结果拍下来，有一次艾滋病的学术讨论会，我就在会上讲了这个数据。讲着讲着，那个幻灯机停电了，为什么停电了呢？不让我讲，说我没有资格来讲这个数据。后来我也就没讲了，我也就没再说这个事情了。一两年以后，艾滋病在中国变成一个爆发性的发展，到了1995、1996年，(对)国家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好多年以后，我想起这个事情来就是我心中之痛。如果那个时候，有这么一个平台，大声地去讲这个事情，我们国家的艾滋病可能就一直在几万人、十万人以内了，不像后来迅速地发展到好几十万。国家每年要花几十个亿，来做艾滋病的防治工作。而那个时候，如果我作为一个这样的工作者，讲真话、讲实话，大声地讲，高声地呼吁，可能我们国家的艾滋病防治，还是在世界上的最前列，艾滋病的发病率要低得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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