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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的历史
安史之乱的历史1
天宝十载(751)二月，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统领边兵近二十万。安禄山刑赏己出，日益骄横，又看到天下武备松弛，遂萌生篡夺最高权位的谋反之心。四月，南诏叛附吐蕃，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征讨。唐军大败，战死者六万余众，鲜于仲通仅以身免。不久，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又与当时的阿拉伯帝国大食战于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东南江布尔)，唐军又败。
十一载(752)十一月，李林甫死，玄宗以杨国忠继任宰相，兼领四十余使。从此，国忠专决朝政，公卿以下，均受其颐指气使。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伙同部将史思明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共十五万兵马，号称二十万，反于范阳(治所在今北京市西南)。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闻讯，当即调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在东都洛阳募兵六万，守卫河阳大桥(在今河南孟县南)。接着又以金吾卫大将军高仙芝率京师五万兵，屯驻陕郡(治所在今河南三门峡西北)。十二月，安史叛军占领东都，封、高二将退守潼关。不久，唐玄宗误听了监军宦官边令诚谗言，处死了封常清和高仙芝。改派病废在家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任兵马副元帅，领兵八万，进驻潼关。这时，河北十七郡吏民分别在颜杲卿和颜真卿兄弟的率领下，拥有兵士二十多万，切断了范阳与东都之间的交通，使禄山陷入困境。
至德元载(756)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不久，唐玄宗派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和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部从井陉(在今河北井陉西北)东进，会同颜真卿部经营河北。真源县(今河南鹿邑)令张巡率军民坚守雍丘(今河南祀县)，多次击败叛军，确保江淮不失。 同年五月，哥舒翰在唐玄宗和杨国忠的严厉威逼下，被迫出兵。结果，兵败灵宝，潼关失守，叛军突破潼关险隘，向长安逼进。六月，唐玄宗与杨贵妃、杨国忠兄妹及部分大臣、皇子，连同禁军将士一千多人出禁苑之西延秋门，向蜀地逃窜。行至马嵬驿(在今陕西兴平境内)，禁军哗变，杀宰相杨国忠，又逼迫唐玄宗缢死杨贵妃。 太予李亨在部分大臣的拥戴下，北上灵武(今宁夏吴忠西南)。七月，李亨在灵武即帝位，是为唐肃宗。八月，肃宗将郭子仪和李光弼部从河北召至灵武，并联合回纥骑兵，准备开展大规模的反攻。
至德二载(757)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九月，郭子仪率唐军和回纥骑兵收复长安。接着，又收复东都。安庆绪退守邺郡(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干元元年(758)九月，唐肃宗调遣朔方郭子仪、淮西鲁炅、兴平李奂、滑濮许叔冀、镇西北庭李嗣业、郑蔡季广琛、河南崔光远、河东李光弼、关内泽潞王思礼等九节度使率兵六十万，进讨安庆绪。又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协调和指挥战事。十月，唐军进围邺城，安庆绪向留守范阳的叛将史思明求救。二年(759)三月，史思明率兵十三万赴援，与官军在安阳河北相遇。双方未及布捙，大风突起，飞沙走石，天地昼晦，两军将士大惊，官军向南溃逃，叛军向北撤退。不久，史思明率部来到邺城南，安庆绪出城慰劳，被思明执杀，叛军返回范阳，思明自称大燕皇帝。
上元元年(760)四月，史思明率军南下，攻占东都。次年二月，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所杀，朝义即帝位，改元显圣。宝应元年(762)四月，唐肃宗病重弥留。张皇后与越王李系密谋，企图诛杀专权宦官李辅国，事泄被杀，肃宗惊吓而死。
太子李豫即位，是为唐代宗。同年十月，唐代宗以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为副元帅，统领诸道唐军和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北逃范阳。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正月，史朝义逃至广阳(今河北房山东北)附近，由于众叛亲离，自缢而死。其部将李宝臣、李怀仙、田承嗣相继投降，先后被任为成德、幽州和魏博三镇节度使，是为河北三镇。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至此平息。
安史之乱的历史2
唐玄宗后期朝政混乱，边镇节度使不断做大唐玄宗时期。唐朝历经唐太宗“贞观之治”、唐高宗“永徽之治”、武则天“贞观遗风”和唐玄宗初期的“开元盛世”之后，国力正处于蒸蒸日上时期。然而，由于唐玄宗的施政错误，巨大的隐患却已经就此埋下。
1、唐玄宗后期怠政严重。
随着开元盛世后唐朝步入巅峰，由于天下承平日久，唐玄宗李隆基就此逐渐丧失了励精图治之心，也没有了曾经的节俭之风。而随着李林甫、杨国忠先后入主中枢，唐玄宗又无心政事，任由李林甫大权独握，闭塞言路，排斥贤才，导致朝纲混乱，各级官员贪腐严重。
2、边镇节度使不断做大。
自唐太宗以后，唐朝对外变开始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到天宝年间时，军权、财权和行政权在手的节度使，实际上已经从单纯的军事官职，成为了独掌一方的.军阀，而他们负责的防区则已经是“国中之国”。
3、内部政争导致胡将崛起。
由于唐玄宗志在削平四夷，边镇将领权力日益膨胀，且“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李林甫与李适之之间政争激烈，为了防止杜绝边将对自己产生威胁，于是上书建议玄宗用胡人为镇守边界的节度使，且不再以汉臣予以牵制，从而使得胡人将领得以独掌大权。
皇帝耽于享乐，朝政混乱不堪，使得中央朝廷对于不断壮大的边镇将领根本没有防范，唐朝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内轻外重的不利局面，而权力不断壮大的边镇将领，尤其是独掌三大军镇的安禄山已经开始滋生出野心，这就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埋下了巨大隐患。
安史之乱的历史3
张九龄
常言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唐玄宗正是由俭入奢而导致失败。他在登基初年，看到当时的风俗奢靡，曾下令销毁宫中的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将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可是到了晚年却穷奢极欲，任人唯亲，使大唐盛世一去不复返。
司马光评论说：“明皇之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如此，晚节犹以奢败。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诗》云：靡不有始，鲜克有终，可不慎哉！”唐玄宗有始无终的经验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它提醒每个有志于成大事的人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勤俭节约的作风，只有这样，才能用好人，用准人，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使事业蒸蒸日上。
唐玄宗李隆基是一个悲剧色彩的人物，他既创造了国力强大、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开元盛世”，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最辉煌的一页，但同时由于自己在用人方面的严重错误，酿成“安史之乱”，使唐朝由盛转衰，此后一百多年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中。
宰相是朝廷百官之首，掌握国家军政大权，一个国家的治乱、强弱和兴亡，关键就在宰相是否德才兼备。
唐玄宗在登基之初，深明国家治乱系于丞相的道理，不顾权臣反对，于打猎时召见时任同州刺史的姚崇，要用他出任宰相一职。姚崇吏事明敏，在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时期曾屡次出任宰相，他针对时弊，提出十条意见，问唐玄宗是否同意，能否做到，如不同意，不能做到，他就不接受任命。唐玄宗接纳了他的意见，当场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之品。此后唐玄宗励精图治，“每事访于元之(即姚崇)，元之应答如响，同僚皆唯诺而已，故上专委任之”。
起用姚宋 天下大治
姚崇曾因家有丧事请假十多天，这十多天积压了一大堆文件，同时担任宰相的卢怀慎没有办法裁决，他诚惶诚恐地向唐玄宗表示歉意。唐玄宗说：“这不怪你，我把天下大事都交给姚崇去办，你的作用主要是坐镇邪雅俗罢了。”姚崇请假回来，不用多长时间，就把所有文件“裁决俱尽”。
卢怀慎为人清谨俭素，他知道自己处理政务的能力远不及姚崇，所以把所有事情都推给姚崇处理，当时大家称他为“伴食宰相”。
姚崇退位后，推荐广州都督宋璟为宰相。宋璟为人“风度凝远，人莫测其际”，在担任宰相期间，“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姚崇、宋璟任宰相各有所长，姚崇善于应变成务，宋璟善于守法持正，他们虽然志操不同，但都尽心尽力辅佐唐玄宗治理国家，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
在唐玄宗执政的前二十多年，他一直坚持任人唯贤的方针，在姚宋之后，又相继任用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源乾曜、宇文融、韩休、张九龄等人为宰相。张嘉贞吏事强敏；张说有才智、重文雅；李元纮以清俭著名；源乾曜以清谨自守；宇文融善治财赋；韩休和张九龄敢直言，处事守正不阿。
唐玄宗有时在宫中宴乐或后苑游猎，小有过失，都会问一问左右的人：“韩休知不知道？”每次话音刚落，韩休的谏疏就到了。唐玄宗“尝临镜默然不乐，左右曰：韩休为相，陛下殊瘦于旧，何不逐之！上(唐玄宗)叹曰：‘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萧蒿奏事常顺指，既退，吾寝不安。韩休常力争，既退，吾寝乃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
不听张九龄忠言
张九龄是广东曲江人，在任宰相期间，极力反对唐玄宗任用李林甫为宰相，他对唐玄宗说：“宰相关系国家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又认为应按军法处置不听指挥打败仗的安禄山，而且还对唐玄宗说安禄山“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可惜唐玄宗不仅听不进张九龄的意见，还听信谗言，免去张九龄的宰相职务。张九龄被贬后，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
晚年的唐玄宗见天下太平无事，以为再也不用操心了，于是深居宫中，专以声色自娱，将政事全部交给奸相李林甫和杨贵妃的族兄杨国忠。
李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
史称李林甫柔佞多狡数，他和宦官以及宫中妃嫔的家属混得很熟，对唐玄宗的一举一动、兴趣爱好都摸得一清二楚，所以每次奏对都深得唐玄宗的旨意。他为人城府深密，人莫测其际，“好以甘言啖人，而阴中伤之，不露辞色”，当时人们已说他“口有蜜，腹有剑”。朝中大臣凡是被唐玄宗看中的，李林甫开始都和他套近乎，到了这个人已威胁到他的地位时，就千方百计把他赶出朝廷，“虽老奸巨猾，无能逃其术者”。
唐玄宗任用杨国忠为宰相也是一大失策。杨国忠为人“强辨而轻躁”，他倚仗杨贵妃得宠之势一身兼领四十余使，军国机务，“决于私家”。并且大肆收受贿赂，积缣达三千万匹，相当于国家一年半的庸调。除此之外，他还有意激怒安禄山，使“安史之乱”提前爆发。
安史之乱的历史4
1、唐帝国陨灭
2、社会经济严重破坏，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
3、人口折损泰半
4、中央集权减弱，藩镇林立作乱
5、财政改革，加大盘剥
6、夷夏之防再起
安史之乱就如同一个巨大的警钟，不少人夷夏观念复辟，开放、包容、自信的精神状态从此转变为内敛、封闭、守旧。不遑论之为公元8世纪的精神危机。
7、西域从此埋下隐患
中国对西域的控制可以追溯到西汉，到唐朝时控制力度尤甚，中原文明对于西域的影响也更加深刻。但是战乱之后，西域长期脱离中原晕染，久而久之，离心力自然增强。我们现在的“边疆危机”，正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锋。
8、佛教兴起
宗教之所以神奇，就在于人们总是喜欢在战争频仍的时候信奉它，因为身为漂泊浮萍，总想有个心灵天国来慰藉自己的困苦肉身。加上后代的`唐朝皇帝不少也推崇佛教，佛教势力勃兴。若不是唐武宗会昌灭佛，恐怕将直接影响统治根基。
安史之乱爆发于一千多年前，看似离我们遥不可及。但是，其影响至今仍然在。首先，国人的精神危机可以追溯于此。内敛、封闭、守旧、谦逊、尚文成为标配，骨子里的血性、张扬、开放、自信、包容变成难以见到的隐藏属性。虽然无法判定哪个更好，但是大国崛起，思想若不先行，怕是也如空中楼阁一样只存在于遐想之中。
其次，“边疆危机”也肇始于此。西域游离于中原文明的时间很长，根上就是安史之乱。从此导致文化基因断层，始终都有一股察觉不到的文化离心力在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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