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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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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论文1
前期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它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激发了人们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热情，但未能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指明真正的道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文化运动有了新发展。
尽管1920年后意识形态的要求日益强硬，知识分子言论的内容日益政治化，但不能把新文化现象仅仅轻视为开场或结尾时的一个插曲。它为富有创新精神的思考和新鲜政治社会观念的`普及化，创造了一个相宜的环境。
它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民国初年的幻灭感中失落了的自信和自尊。因此，一方面，它为有计划地继续追寻目的和方向准备了道路；另一方面，它确立了对新文化思想极为重要的价值——自由探索和自我表现的价值，务实判断和合理瞻望的价值。
这些价值的确立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判断标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他们据此继续严格地评估后来政治的合法性，直至1949年的巨大转折，甚至延续到这以后。
“ 这个新世界与我们的文明如此不同，身处其中，我们怎能安然无动于衷？”1917年，胡适准备回国承担大任，他在美国已为此做了多年的准备，他写道，“我们如何吸收现代文明，以使它跟我们自己创造的文明互相融合，协调发展？”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包括胡适的批判者和敌人，都会认同这样的态度。甚至那些怀旧情绪很浓的人，都很清楚不可能再回到过去时代的形态和制度。只有极少数康有为的追随者，支持清廷于1917年7月短命而愚蠢的复辟。
对于五四前后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例如胡适来说，问题在于，如何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保持或创造一种连续性，以使中国的存在具有意义。
新文化运动论文2
在新文化运动中，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封建主义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这里的民主是指“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思想”还是指“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呢？要想正确理解民主的含义，有必要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来分析。
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包括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就其直接原因，则是袁世凯在文化领域掀起尊孔复古的逆流被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所不能容忍。于是他们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封建主义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一场猛烈抨击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文化启蒙运动便应运而生。
当时提倡的民主，是指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以法国为榜样，反对君主专制和军阀独裁，反对为专制政治服务的封建伦理道德。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他在创刊号发表的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历数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提出了“人权”和“科学”的口号，要求青年大胆解放思想，敢于怀疑那些从来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陈腐观念，以求实进取的精神奋起自救。他说：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关于“科学”，他说：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这里的“人权”即民主。陈独秀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对封建专制和封建道德思想进行了最猛烈的冲击。陈独秀在这里提出了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伦理道德民主的主张，号召人们拿起民主这个武器同旧的意识形态进行斗争。1916年5月，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大声疾呼：君与民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1916年9月李大钊在《青春》一文中号召青年站在民主自由的前列，“冲决过去历史之罗网，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为“青春中国”之“再生”而顽强战斗。
由此可见，当时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正是看到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因而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思想，反对封建专制。他们用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思想，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希望中国真正走上民主共和的道路。
新文化运动论文3
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初由陈独秀领衔一部分激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发起的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旨在反对封建文化，打破封建主义的束缚，力争实现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国知识分子在运动中受到了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陈独秀以其卓越的贡献和独一无二的作用，成为了这场运动的伟大旗手和主帅。
新文化运动是特定历史时期综合作用的产物，是近代社会长期物质和思想准备的结果。拨开历史迷雾，应该高度肯定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巨大历史作用。但是，他之所以成为这场开天辟地的启蒙运动的旗手绝不是历史的偶然。我们应该追本溯源，追寻历史的脚步，回到当时的历史格局中，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观点，综合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分析陈独秀成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主要原因。
一、陈独秀的家乡安庆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资本主义思想较为盛行
安徽位于中国东部内陆，临江近海，地跨江淮，水陆发达，人口流动密集，思想传播比较集中;紧挨的上海、南京在当时是两个最具开放的城市，上海是《南京条约》规定的五口通商口岸，实行自由贸易，资本主义比较发达;南京是中国古都，是太平天国、中华民国的国都，是中西文化思想交锋的主战场。特别是陈独秀的家乡安庆，文风昌盛，人文底蕴深厚，在近代作为安徽省府长达170余年，在安徽乃至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安庆是中国较早接受近代文明的城市之一，回顾中国近代化历程，可以看到，安庆人姚莹、方熊飞很早就有关于中国近代化的初步设想，太平天国运动在安庆对中国近代化具有推动作用，曾国藩在安庆关于中国近代化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活动，创办内军械所，制造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机动船;安庆教案、邓华熙的皖江变法在客观上推动了皖江近代化、中国近代化，徐锡麟等人的安庆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和新军起义的第一枪，加速封建王朝的灭亡、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这些从一定意义上昭示了安庆较早启动中国近代化的步伐。
安庆深受欧美风雨的浸润，资本主义思想盛行，异域新文化与本土旧文化相互撞击，形成了极其强烈的文化革新意识，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陈独秀，决心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非常强烈，迅速开启了启蒙思想，在安庆的藏书楼演说，创办《安徽俗话报》，第一次举起了。
二、一战期间国内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对新文化运动持积极态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欧洲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加上辛亥革命的促进和人民抵制洋货斗争的推动，使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
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日益迫切地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束缚。民族资产阶级在大战中获得了历史上空前的发展，挣了很多钱，办了很多厂。因此，对运动表现出十分积极的态度，有着勇敢的一面，这是由于运动与他们的利益有一致的地方。他们不但要求保持和巩固在大战中所已经获得的果实，还要求进一步继续发展;不但要求在经济上求得发展，还要求在政治上取得地位。因此，可以说民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运动，部分原因是由于一定的爱国热情和群众力量所驱使，更重要的是这一运动与他们本身的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他们幻想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走西方资产阶级所曾经走过的道路，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队伍也有所扩大，在这种形势下，北洋军阀加强封建军事专制并要恢复帝制，不可避免地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反对，于是，激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了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正好顺势而为，擎旗推动，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
历史证明，新文化运动是继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是由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的，其革命比质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三、陈独秀举起“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正好适应了时代的发展需要
在当时，袁世凯复辟，思想界兴起了“尊孔复古”的逆流，而受到新思想影响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迅速壮大，反帝、尤其是反封建的情绪目益高涨，自然在思想文化方面表现出来，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社会阶级基础。在这种混乱而自由的社会氛围中，新型知识分子吸纳外来思潮，拓展文化视野，开始张扬自我个性，发表独立言论，反省文了廿传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
新文化的先驱者主张以民主制度取代封建制度，以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取代封建专制主义的盲从、迷信和独断，“民主”和“科学”遂成为相互支持、相辅相成的两大旗帜。在《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就举起了民主与科学这两面旗帜，历数中国社会之黑暗，痛陈专制制度之罪恶，率先对青年们提出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点希望。这里所陈述的 “六义”，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民主”和“科学”两方面的要求，并成为思想革新和文化运动的宣言。
“民主”就是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反对封建专制，同时强调个性解放。“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又包括科学态度，科学精神。其目的都是为了反对封建统治。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弘扬，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并且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的思想尤其是青年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实践证明，民主与科学思想的产生是社会变革的必然，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民主与科学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两个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前轮。
四、陈独秀思想的彻底解放、独具特色的个性和文化追求促成了他的不凡成就
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拥有不断前行的`力量。陈独秀从青年时代就投身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之中，很早意识到开民智的重要性。一是因为辛亥革命对陈独秀刻骨铭心的影响。辛亥革命的成败教训使陈独秀认识到，“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须从思想革命开始，首先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二是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陈独秀曾经先后五次前往日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熏陶。
因此，他坚定地走上了反对封建糟粕，解放思想的道路，他认为开民智，首先自己要有智，于是边翻译边学习，边学习边教育，边救亡边启蒙，认为“没有革命的力量，就没有革命的成功”，重视广大民众的思想启蒙，办报办杂志，大力推动白话文运动，从思想文化上发动群众、启迪民智。
陈独秀本人敢说敢为，不怕牺牲，决心捐躯，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三次革命，他都积极响应、参与。一生高举民主和科学旗帜，为人民幸福和国家民主化而奋斗，他是坚定的爱国者和民主主义革命家。正是由于这种个性，他才能产生与儒学为代表的封建传统文了彻底决裂的勇气，才能拥有“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的胆量。才能手握民主和科学两把利刃，刺穿中国几干年封建思想文化织成的密网，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思想解放作用，旷古未有。他依托北大，以《新青年》为阵地，塑造海纳百川、多元开放的文化胸襟，形成了开放、多元的文化品格。他独特的个性加上他的才华使他天然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安徽特殊的地理位置培植了资本主义思想，国内民族资本主义在一战中得到迅速发展，需要巩固自己的利益，而陈独秀所擎旗的“民主”与“科学”正好适应了社会发展需要，加之陈独秀独具特色的个性和文化追求，使得他必然地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
新文化运动论文4
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是其中精神领袖之一，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真实。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近30年里，胡适一直是作为负面历史人物形象出现在大陆的学术界。其“历史观”也受到了广泛而全面的批判。①改革开放以来的近40年来，学术界对胡适的整体评价逐渐由负面转向正面，进而更加全面，对其“历史观”学术价值与产生的问题分析，也趋于客观。一般而言，学界对胡适历史观中所蕴含的进化论思想、杜威实验主义思想皆有清晰地揭示，对其史学思想与中国乾嘉学术以及与近现代疑古思潮的关系、历史观的得失，论之颇详。②然而，就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胡适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典籍，以及在“中国文化史”的大历史视野下所提出的古典知识分类研究的知识谱系的构划，系统的研究方法，似乎关注得还不够充分。
本文的要点并不在于比较新史学运动中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人的作用大小问题，而是仅仅从“历史的眼光”出发，来考察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历史观，并从如下两个大的方面来重新认识与评价胡适这一历史时期“历史观”的思想内容:一是胡适对待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态度与看法，二是胡适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具体要求与方法论思考，然后再重新认识其历史观对近现代疑古思潮的贡献。
一、“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理国故”
可以这样说，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是胡适哲学思想的灵通，也是其“古史观”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历史主义的态度则是胡适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历史学的整合。胡适认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研究“古学”，必须要有现代人的方法，那就是要:扩大研究的范围。注意系统的整理。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这三种方法统合起来，就是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众所周知，章学诚在乾嘉时代，为了对抗考据学，以自己特有的“别识心裁”，重提“六经皆史”的命题，再一次将史学提高到与经学相抗衡的地位。或者说，试图用史学取代经学。龚自珍也曾提出“六经者， 因此，胡适的“历史的眼光”，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以更加广阔的史学眼光继承并光大了了章学诚“六经皆史”思想，以及龚自珍“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的史学思想，将“史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地扩大了，而且将史学研究的目标转换到追求客观历史真相的认识论方向上。历史学研究首先要以真实材料为基础，从而揭示历史的真相，在把握历史真相的基础上来重估一切历史事件的价值。
二、“中国文化史”视野下的古史研究方法论
在“中国文化史”的广阔历史学视野下，胡适历史观中所包含的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思想，主要体现在“整理国故”的主张之中。在胡适的眼中，“国故”即是中国的文化历史，简称之为“国学”。整理国故，需要一现代的科学方法。而由系统的现代科学方法组成的方法体系可以视作其历史研究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的具体内容即是胡适提出的“系统的整理”的设想和“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方法。“系统的整理”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索引式的整理”，二是结账式的整理，三是专史式的整理。“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方法，即是一种广义的比较研究法。以此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文化历史，从而使中国的古代文化历史的'研究获得一种广阔的学术视野，摆脱传统学术的门户之见。联系上文所讲到的“拿历史的眼光”来研究历史的一条来看，胡适古史研究方法论大体上可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在人类历史变化发展的时间序列里，给每一文化历史现象、历史人物一个客观的定位，在“求真”的基础上展开其他各项的历史评判工作。其二是通过“系统的整理”方法，对历史文献、历史事件作一清理工作，并通过各专门史的研究以深化人们对文化历史现象的全面、深刻的认识。其三是通过博采资料的方法，在比较研究的视野里从事中国古史的解释与说明工作。下文着重评述后面两种历史研究方法。
胡适提出“系统的整理”中国文化历史的思想主张，是通过三种具体的方法来实现的，其一是“索引式的整理”。其具体意思是:“把一切大部的书或不容易检查的书，一概编成索引，使人人能用古书。”比如说，将《说文解字》依部首、或依笔划，再加中一个检字的索引，编一本《说文通检》或《说文易检》之类。
三、胡适的“新史学”对现代中国“疑古”思潮的推动及其生长点
说起近现代中国的“疑古”思潮，人们自然首先想到顾领刚先生。其实，“疑古”思潮是由胡适、钱玄同、顾领刚三人共同发起的。钱穆应顾领刚之邀而为《崔东壁遗书》所作的序文，对此有非常生动地描述:“三君者(指胡适、钱玄同、顾领刚，引者注)，或仰之如日星之悬中天，或畏之如洪水猛兽之泛滥纵横于四野，要之，凡识字几于无不知三君名。‘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于三君乎见之。在近现代思想史上，胡适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先驱性人物。近现代学术思想史领域里的激进“疑古”思潮的出现，也应当从胡适说起。据顾领刚《古史辨自序》所言，在1917年前后的几年里，胡适发表的论文时常给他以“研究历史的方法”的启示，让他“都能深挚地了解而承受”，使得顾领刚“发生一种自觉心”，知道最适合他的“性情的学问乃是史学”。胡适发表在亚东图书馆新式标点本《水浒》上面的长序，让顾领刚对于小说版本问题的复杂性有了意想不到的认识。他说:“我真想不到一部小说中的著作和版本的问题会得这样的复杂，它所本的故事的来历和演变又有这许多的层次的。若不经他的考证，这件故事的变迁状况只在若有若无之间，我们便将因它的模糊而猜想其简单，哪能知道得如此清楚。
从胡适历史研究方法中获得“暗示”，顾领刚“更回想起以前做戏迷时所受的教训，觉得用了这样的方法可以讨究的故事真不知道有多少”。后来顾领刚提炼出“故事结构”的观念，并用“故事结构”的观念来解释历史传说中的故事“先型”与后演义的故事关系，并将之运用到古史的研究上面。他说:“我们只要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尧、舜们和果、封们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做出两极端的行为的缘故，也就可以领略他们所受的颂誉和底毁的积累的层次。只因我触了这一个机，所以骤然得到一种新的眼光，对于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但那时正毕业之后，初到母校图书馆服务，很想整理书目，对于此事只是一个空浮的想象而已。
四、余论
胡适虽然到处都提倡科学方法，但在历史学研究领域里，胡适并没有否定想象的重要性。因此，他的“新史学”肯定了想象力的重要性。他说:“历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事;历史家须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象力。没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评判史料的功夫;没有高远的想象力，不能构造历史的系统。虽然，这里所说的“想象力”不一定是文学、艺术的想象力，而与他的“大胆假设”几乎是同义词，然而也不应该否定艺术的想象力内容。这一点可以从他为陈衡哲女士的《西洋史》下册所作的书评中看出。胡适这样写道:“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而且也正是从古史叙述的艺术性角度，高度肯定了陈衡哲女士的这本十万字的西洋史的长处。
一般而言，对于胡适历史学思想的研究，如果没有新史料的发现，现在几乎难以有新的话可说了。本文着眼于胡适的“历史的眼光”这一大历史的观念，并将其与清代历史学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观念、龚自珍的历史观联系起来，考察胡适“历史的眼光”与中国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关系，从而揭晓示其特殊的历史贡献，并从现代人文知识的谱系学建立角度考察其新史学所开出的专门史研究方向及其历史贡献，最后又重新考察了其新史学与疑古思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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