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的历史

安史之乱的历史

　　安史之乱是中国唐代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由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背叛唐朝后发动的战争，是同唐朝争夺统治权的内战，为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安史之乱的历史

　　张九龄

　　常言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唐玄宗正是由俭入奢而导致失败。他在登基初年，看到当时的风俗奢靡，曾下令销毁宫中的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将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可是到了晚年却穷奢极欲，任人唯亲，使大唐盛世一去不复返。

　　司马光评论说：“明皇之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如此，晚节犹以奢败。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诗》云：靡不有始，鲜克有终，可不慎哉！”唐玄宗有始无终的经验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它提醒每个有志于成大事的人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勤俭节约的作风，只有这样，才能用好人，用准人，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使事业蒸蒸日上。

　　唐玄宗李隆基是一个悲剧色彩的人物，他既创造了国力强大、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开元盛世”，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最辉煌的一页，但同时由于自己在用人方面的严重错误，酿成“安史之乱”，使唐朝由盛转衰，此后一百多年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中

　　宰相是朝廷百官之首，掌握国家军政大权，一个国家的治乱、强弱和兴亡，关键就在宰相是否德才兼备。

　　唐玄宗在登基之初，深明国家治乱系于丞相的道理，不顾权臣反对，于打猎时召见时任同州刺史的姚崇，要用他出任宰相一职。姚崇吏事明敏，在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时期曾屡次出任宰相，他针对时弊，提出十条意见，问唐玄宗是否同意，能否做到，如不同意，不能做到，他就不接受任命。唐玄宗接纳了他的意见，当场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之品。此后唐玄宗励精图治，“每事访于元之(即姚崇)，元之应答如响，同僚皆唯诺而已，故上专委任之”。

　　起用姚宋天下大治

　　姚崇曾因家有丧事请假十多天，这十多天积压了一大堆文件，同时担任宰相的卢怀慎没有办法裁决，他诚惶诚恐地向唐玄宗表示歉意。唐玄宗说：“这不怪你，我把天下大事都交给姚崇去办，你的作用主要是坐镇邪雅俗罢了。”姚崇请假回来，不用多长时间，就把所有文件“裁决俱尽”。

　　卢怀慎为人清谨俭素，他知道自己处理政务的能力远不及姚崇，所以把所有事情都推给姚崇处理，当时大家称他为“伴食宰相”。

　　姚崇退位后，推荐广州都督宋璟为宰相。宋璟为人“风度凝远，人莫测其际”，在担任宰相期间，“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姚崇、宋璟任宰相各有所长，姚崇善于应变成务，宋璟善于守法持正，他们虽然志操不同，但都尽心尽力辅佐唐玄宗治理国家，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

　　在唐玄宗执政的前二十多年，他一直坚持任人唯贤的方针，在姚宋之后，又相继任用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源乾曜、宇文融、韩休、张九龄等人为宰相。张嘉贞吏事强敏；张说有才智、重文雅；李元纮以清俭著名；源乾曜以清谨自守；宇文融善治财赋；韩休和张九龄敢直言，处事守正不阿。

　　唐玄宗有时在宫中宴乐或后苑游猎，小有过失，都会问一问左右的人：“韩休知不知道？”每次话音刚落，韩休的谏疏就到了。唐玄宗“尝临镜默然不乐，左右曰：韩休为相，陛下殊瘦于旧，何不逐之！上(唐玄宗)叹曰：‘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萧蒿奏事常顺指，既退，吾寝不安。韩休常力争，既退，吾寝乃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

　　不听张九龄忠言

　　张九龄是广东曲江人，在任宰相期间，极力反对唐玄宗任用李林甫为宰相，他对唐玄宗说：“宰相关系国家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又认为应按军法处置不听指挥打败仗的安禄山，而且还对唐玄宗说安禄山“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可惜唐玄宗不仅听不进张九龄的意见，还听信谗言，免去张九龄的宰相职务。张九龄被贬后，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

　　晚年的唐玄宗见天下太平无事，以为再也不用操心了，于是深居宫中，专以声色自娱，将政事全部交给奸相李林甫和杨贵妃的族兄杨国忠。

　　李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

　　史称李林甫柔佞多狡数，他和宦官以及宫中妃嫔的家属混得很熟，对唐玄宗的一举一动、兴趣爱好都摸得一清二楚，所以每次奏对都深得唐玄宗的旨意。他为人城府深密，人莫测其际，“好以甘言啖人，而阴中伤之，不露辞色”，当时人们已说他“口有蜜，腹有剑”。朝中大臣凡是被唐玄宗看中的，李林甫开始都和他套近乎，到了这个人已威胁到他的地位时，就千方百计把他赶出朝廷，“虽老奸巨猾，无能逃其术者”。

　　唐玄宗任用杨国忠为宰相也是一大失策。杨国忠为人“强辨而轻躁”，他倚仗杨贵妃得宠之势一身兼领四十余使，军国机务，“决于私家”。并且大肆收受贿赂，积缣达三千万匹，相当于国家一年半的庸调。除此之外，他还有意激怒安禄山，使“安史之乱”提前爆发。

　　安史之乱的历史

　　1、唐帝国陨灭

　　2、社会经济严重破坏，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

　　3、人口折损泰半

　　4、中央集权减弱，藩镇林立作乱

　　5、财政改革，加大盘剥

　　6、夷夏之防再起

　　7、西域从此埋下隐患

　　中国对西域的控制可以追溯到西汉，到唐朝时控制力度尤甚，中原文明对于西域的影响也更加深刻。但是战乱之后，西域长期脱离中原晕染，久而久之，离心力自然增强。我们现在的“边疆危机”，正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锋。

　　8、佛教兴起

　　宗教之所以神奇，就在于人们总是喜欢在战争频仍的时候信奉它，因为身为漂泊浮萍，总想有个心灵天国来慰藉自己的困苦肉身。加上后代的唐朝皇帝不少也推崇佛教，佛教势力勃兴。若不是唐武宗会昌灭佛，恐怕将直接影响统治根基。

　　安史之乱爆发于一千多年前，看似离我们遥不可及。但是，其影响至今仍然在。首先，国人的精神危机可以追溯于此。内敛、封闭、守旧、谦逊、尚文成为标配，骨子里的血性、张扬、开放、自信、包容变成难以见到的隐藏属性。虽然无法判定哪个更好，但是大国崛起，思想若不先行，怕是也如空中楼阁一样只存在于遐想之中。

　　其次，“边疆危机”也肇始于此。西域游离于中原文明的时间很长，根上就是安史之乱。从此导致文化基因断层，始终都有一股察觉不到的文化离心力在作祟。

　　安史之乱的历史

　　唐玄宗后期朝政混乱，边镇节度使不断做大唐玄宗时期。唐朝历经唐太宗“贞观之治”、唐高宗“永徽之治”、武则天“贞观遗风”和唐玄宗初期的“开元盛世”之后，国力正处于蒸蒸日上时期。然而，由于唐玄宗的施政错误，巨大的隐患却已经就此埋下。

　　1、唐玄宗后期怠政严重。

　　随着开元盛世后唐朝步入巅峰，由于天下承平日久，唐玄宗李隆基就此逐渐丧失了励精图治之心，也没有了曾经的节俭之风。而随着李林甫、杨国忠先后入主中枢，唐玄宗又无心政事，任由李林甫大权独握，闭塞言路，排斥贤才，导致朝纲混乱，各级官员贪腐严重。

　　2、边镇节度使不断做大。

　　自唐太宗以后，唐朝对外变开始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到天宝年间时，军权、财权和行政权在手的节度使，实际上已经从单纯的军事官职，成为了独掌一方的军阀，而他们负责的防区则已经是“国中之国”。

　　3、内部政争导致胡将崛起。

　　由于唐玄宗志在削平四夷，边镇将领权力日益膨胀，且“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李林甫与李适之之间政争激烈，为了防止杜绝边将对自己产生威胁，于是上书建议玄宗用胡人为镇守边界的节度使，且不再以汉臣予以牵制，从而使得胡人将领得以独掌大权。

　　皇帝耽于享乐，朝政混乱不堪，使得中央朝廷对于不断壮大的边镇将领根本没有防范，唐朝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内轻外重的不利局面，而权力不断壮大的边镇将领，尤其是独掌三大军镇的安禄山已经开始滋生出野心，这就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埋下了巨大隐患。

　　安史之乱的历史

　　天宝十载(751)二月，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统领边兵近二十万。安禄山刑赏己出，日益骄横，又看到天下武备松弛，遂萌生篡夺最高权位的谋反之心。四月，南诏叛附吐蕃，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征讨。唐军大败，战死者六万余众，鲜于仲通仅以身免。不久，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又与当时的阿拉伯帝国大食战于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东南江布尔)，唐军又败。

　　十一载(752)十一月，李林甫死，玄宗以杨国忠继任宰相，兼领四十余使。从此，国忠专决朝政，公卿以下，均受其颐指气使。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伙同部将史思明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共十五万兵马，号称二十万，反于范阳(治所在今北京市西南)。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闻讯，当即调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在东都洛阳募兵六万，守卫河阳大桥(在今河南孟县南)。接着又以金吾卫大将军高仙芝率京师五万兵，屯驻陕郡(治所在今河南三门峡西北)。十二月，安史叛军占领东都，封、高二将退守潼关。不久，唐玄宗误听了监军宦官边令诚谗言，处死了封常清和高仙芝。改派病废在家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任兵马副元帅，领兵八万，进驻潼关。这时，河北十七郡吏民分别在颜杲卿和颜真卿兄弟的率领下，拥有兵士二十多万，切断了范阳与东都之间的交通，使禄山陷入困境。

　　至德元载(756)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不久，唐玄宗派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和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部从井陉(在今河北井陉西北)东进，会同颜真卿部经营河北。真源县(今河南鹿邑)令张巡率军民坚守雍丘(今河南祀县)，多次击败叛军，确保江淮不失。同年五月，哥舒翰在唐玄宗和杨国忠的严厉威逼下，被迫出兵。结果，兵败灵宝，潼关失守，叛军突破潼关险隘，向长安逼进。六月，唐玄宗与杨贵妃、杨国忠兄妹及部分大臣、皇子，连同禁军将士一千多人出禁苑之西延秋门，向蜀地逃窜。行至马嵬驿(在今陕西兴平境内)，禁军哗变，杀宰相杨国忠，又逼迫唐玄宗缢死杨贵妃。太予李亨在部分大臣的拥戴下，北上灵武(今宁夏吴忠西南)。七月，李亨在灵武即帝位，是为唐肃宗。八月，肃宗将郭子仪和李光弼部从河北召至灵武，并联合回纥骑兵，准备开展大规模的反攻。

　　至德二载(757)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九月，郭子仪率唐军和回纥骑兵收复长安。接着，又收复东都。安庆绪退守邺郡(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干元元年(758)九月，唐肃宗调遣朔方郭子仪、淮西鲁炅、兴平李奂、滑濮许叔冀、镇西北庭李嗣业、郑蔡季广琛、河南崔光远、河东李光弼、关内泽潞王思礼等九节度使率兵六十万，进讨安庆绪。又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协调和指挥战事。十月，唐军进围邺城，安庆绪向留守范阳的叛将史思明求救。二年(759)三月，史思明率兵十三万赴援，与官军在安阳河北相遇。双方未及布捙，大风突起，飞沙走石，天地昼晦，两军将士大惊，官军向南溃逃，叛军向北撤退。不久，史思明率部来到邺城南，安庆绪出城慰劳，被思明执杀，叛军返回范阳，思明自称大燕皇帝。

　　上元元年(760)四月，史思明率军南下，攻占东都。次年二月，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所杀，朝义即帝位，改元显圣。宝应元年(762)四月，唐肃宗病重弥留。张皇后与越王李系密谋，企图诛杀专权宦官李辅国，事泄被杀，肃宗惊吓而死。

　　太子李豫即位，是为唐代宗。同年十月，唐代宗以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为副元帅，统领诸道唐军和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北逃范阳。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正月，史朝义逃至广阳(今河北房山东北)附近，由于众叛亲离，自缢而死。其部将李宝臣、李怀仙、田承嗣相继投降，先后被任为成德、幽州和魏博三镇节度使，是为河北三镇。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至此平息。

　　战争起因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经济矛盾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以至百姓多迁徙流亡。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氏兄弟姐妹五家，声色犬马，权欲熏心，过着荒淫和糜烂的生活。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促使社会矛盾不断加剧。

　　阶级矛盾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己，培植党羽，把持朝政。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节度使哥舒翰与东北派节度使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内部矛盾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即达十五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节度使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李林甫出任宰相时，为巩固权位，杜绝边将入相之路，称胡人忠勇无异心，淳朴单纯，建议玄宗用胡人为镇守边界的节度使，而且又放任他们拥兵自重。因此安禄山身为胡人等得以取得权力，东北城的鞠仁兵是安禄山部队中最骁勇劲捷的一支部队。而安禄山也因兼三大兵镇独掌十八万三千九百人的兵力而有叛唐的实力及野心。754年，安禄山奉命入长安，玄宗由是更信任安禄山《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七》：上尝谓力士：“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力士答曰：“边将拥兵太重，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又言“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就如李泌所说：“假如当初封赏给安禄山的不是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之官，而是给他百里之国，也就不会谋反了。”遗憾的是，玄宗不听高力士的言论、加之玄宗义子汉人名将王忠嗣忤逆于他。如此玄宗更崇信安禄山。王忠嗣因此出局，唐朝也就失去了制约安禄山的重要力量。

　　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体说，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安史之乱的首领们虽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次叛乱的根本性质。另一方面，在战乱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行径，曾引起了像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以及张巡、许远的死守睢阳等的反抗斗争，这些局部地区反暴政的斗争是正义的，但同样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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