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历史故事
文化历史故事 篇1
东汉初年伏波将军马援对子侄后辈教育十分严格，希望他们成为有用的人才。他不喜欢侄子马严和马敦在别人后面说长道短，他写信《诫兄子严敦书》告诫他们，让他们学杜季良、龙伯高。如果学不成就像画不成老虎反而画得像一头狗一样。
文化历史故事 篇2
1、寓言成语故事：
滥竽充数、画蛇添足、守株待兔、刻舟求剑、掩耳盗铃、买椟还珠、自相矛盾、拔苗助长、亡羊补牢、杯弓蛇影
2、历史成语故事：
背水一战、望梅止渴、纸上谈兵、三顾茅庐、卧薪尝胆、四面楚歌、指鹿为马
3、神话成语故事：
画龙点睛、攀龙附凤、屠龙之技、叶公好龙、精卫填海、八仙过海、开天辟地
4、三国成语故事：
三顾茅庐、草船借箭、桃园结义、曹操献刀、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煮酒论英雄、过五关斩六将、连环计、官渡之战、长坂桥、借东风、火烧赤壁、华容道、三气周瑜、刮骨疗伤、白帝城、火烧连营
5、关于战争的成语故事：
草船借箭、草木皆兵、破釜沉舟、穷兵黩武、如火如荼、势如破竹、坚壁清野、四面楚歌、退避三舍、一败涂地、兵荒马乱、兵戎相见、朝秦暮楚、二卵弃干城、烽火连年、化干戈为玉帛、祸结兵连、揭竿而起、龙血玄黄、一夫当关、枕戈寝甲、直捣黄龙
6、关于马的成语故事：
马革裹尸、马首是瞻、老马识途、万马齐喑、走马看花、车水马龙、害群之马、伯乐相马、指鹿为马、塞翁失马、青梅竹马、
文化历史故事 篇3
在唐传奇中，有一篇颇著名的作品叫《虬髯客传》，为历代文人广为传布。然而，它的作者究竟是谁?长期以来，文学史家却纷争不休，终无定论。据现有的资料看，《虬髯客传》最早见录于宋代李昉等编纂的我国古代小说总集《太平广记》中，文末注云“出《虬髯传》”，不言其作者。稍后，《崇文总目》史部传记类和郑樵的《通志。艺文略》等书中亦录有此篇作品，但都没有注明作者。可是，宋代洪迈编的《容斋随笔》卷一二《王珪李靖》条和《宋史。艺文志》子部小说类却称《虬髯客传》的作者是唐僖宗年间的杜光庭，其根据是说杜光庭的《神仙感遇传》中收有此传(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五代史补》、《青城山志》、《通鉴纲目》等书介绍，杜光庭，字圣宾，晚年自号东瀛子。唐代括苍人，因应百篇不第而入天台山为道士。
后王建据蜀，赐号文成先生，除谏议大夫，进户部侍郎。归老于青城山)。然而，后来的文学史家经过详尽考证，都认为此说并不可靠。其理由有二：一是与杜光庭同时代的苏鹗(字德祥，僖宗光启年间进士)在其所作的《苏氏演义》一书中曾有这样一条颇值得重视的记载：“近代学者着《张虬须传》(即《虬髯客传》——引者注)，颇行于世。乃云隋末丧乱，李靖与张虬须同诣太原寻天子气。”(据《艺海珠尘》本)按常理，苏鹗看到杜光庭的作品是有可能的，但这里苏为何不明写《虬髯客传》是杜所作，而称作“近代学者”呢?况且从古籍的记载得知，唐宋人习惯称的.“近代”，均指比较接近的前代而非当代。如杜甫诗《寄高适岑参三十韵》：“举天悲富骆，近代惜卢王”(指唐初的卢照邻、王勃——引者注)。显然，苏鹗所谓“近代学者”，不会是指与他同时代的杜光庭;二是杜光庭的平生着作虽多，但其不少神仙传记作品，大多是编纂而成的。从他的《神仙感遇传》所收的这篇传奇看，它比《太平广记》本所录的要简略得多。据此，收入《神仙感遇传》的《虬髯客传》，也很可能是杜光庭纂集而来的，并非杜亲手所作。根据这两点，《虬髯客传》肯定不是杜光庭所作。那么，《虬髯客传》的作者究竟是谁呢?明人陶宗仪在《说郛》卷一百十二中，又说它的作者是盛唐时期的张说(字道济，又字说之，唐代洛阳人)。可是近人在汪辟疆编的《唐人小说》一书中，又否认了此说，其理由是《说郛》一书曾经过清人陶珽重编，已非宗仪原本，且《说郛》一书要比洪迈的《容斋随笔》晚出，故不足为信。
其曰：“清陶珽刊本《说郛》卷一百十二，载《虬髯客传》，下题唐张说撰，明清间通行《五朝小说》及《说荟》并同，不知何据。“现代一些文学史家，经过对资料的反复辨别和详尽考证，则认为陶说颇值得重视，张说有可能作过《虬髯客传》，但真正的作者有可能是托名张说的。如王运熙在《〈虬髯客传〉的作者问题》一文中，就通过对张说与唐代传奇小说的关系的详尽考证，最后得出结论：”张说有可能作了这篇小说，但更可能是中唐时代的一位作者所写，托名于张说的。因为《虬髯客传》的艺术技巧比较圆熟，盛唐时代或许还不能产生。“(见《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的确，据《旧唐书。张说传》载，张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在当时文名极盛，曾与许国公、苏颜等人齐名，世号”燕许大手笔“。他不但精干写碑志，尤喜写传奇。世传的《鹦鹉告事》、《传书燕》等传奇故事就是他写的，可惜原文没有流传至今。至于出自他手笔的《绿衣使者传》，不论思想还是艺术都取得较高的成就。正因为他喜欢记那些异闻轶事，善写传奇小说，故而后世常有托名于他的小说出现，据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一文中的考订，盛传的传奇小说《梁公四记》就是托名于他的。由此可见，王运熙的说法是有一定根据的。但是，张说(或托名张说)是否真的是《虬髯客传》的作者，不仅文学史书没有明确记载，而且今人的考订亦缺乏充足的论据。因此，《虬髯客传》的作者究竟是杜光庭，还是张说(或托名张说)，或是出自无名氏的民间说唱艺人，至今仍是个谜，有待文学史家们再进一步考订。
文化历史故事 篇4
“古堰名宇内，李冰传千古。”古代水利建设的灿烂明珠都江堰，同李冰这个名字是分不开的。关于李冰修都江堰的记载，以《史记。河渠书》为最早，但失之简略，甚至没有说明李冰治水的年代;《汉书。沟洫志》的有关记载与《史记》大同小异，仅在冰前缀一“李”字。东汉末年，应劭《风俗通》才提出了李冰治水的年代：“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此后推算李冰治水的时间，多以此为据。从古至今，多少人吟诗撰文赞颂这位中国古代杰出的水利工程专家和“爱斯民”、“知天文地理”的清官;历代士民百姓为李冰修祠建庙，刻石造像，瞻仰崇奉。
近年来，有人根据有关文献资料，通过比较研究，认为李冰不是秦蜀守，而是春秋时期的“蜀守”，即古蜀国开明朝代的第一代国君鳖灵。理由是：一、在《史记》中，“冰”并非秦守;《风俗通》把《史记》中的“蜀守”误为秦蜀守，首创李冰秦守说，不可信。二、秦昭王时，争战杀伐不止，没有安定的社会环境，人力物力不足，时间也不允许，怎么可以设想秦国这时会修都江堰呢?秦修郑国渠，是中“疲秦计”的结果;当发党中计，秦即停止修渠，欲杀郑国，秦不可能反对“疲秦”的同时，又大修都江堰以自疲。
三、遍查秦史书，秦灭蜀后的所有秦王(惠、武、昭、孝文、庄襄、始皇)皆与修都江堰无关，也无“秦臣”李冰。都江堰和李冰不见载于秦史书，这与秦“立功者显荣”的政策不符，说明李冰不是秦蜀守。四、记载离堆和二江最早的《尚书。禹贡》成书的年代为战国初或中晚期，而秦灭蜀已是战国晚期，说明都江堰修建和李冰生活的年代当在秦灭蜀之前。这与我国第一部水利通史《史记。河渠书》的有关记载相符。《河渠书》上起禹，下迄汉武，按时间顺序记事。它把冰“于蜀”的治水，与春秋时“于楚”、“于吴”、“于齐”的治水并列排在“西门豹引漳水溉邺”(前422年)之前，从而表明，蜀守冰的治水应在春秋时期;冰是春秋时期的蜀守。“守”在三代和春秋时期是指国君。《尚书。尧典》：“诸侯为天子守土，故称守。”所以，李冰的身份应为蜀国国君。对照《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书有关记载可以看出。鳖灵时期，与李冰“于蜀”治水时间相同。当时，成都平原洪水为害，鳖灵和蜀地人民决玉垒，开江沱，“以除水害”。李冰、鳖灵两相比较：治水时间、地点、方法和本人地位(皆为蜀国国君)相同，名字音同，所以实际上是同一个。“冰”是不懂蜀地方言的司马迁对鳖灵的误记。同时，因为秦烧天下书，鳖灵和蜀国人治水的功绩遂被掩盖和抹煞了。
这一意见提出后，产生了一定影响，也受到一些人的非议：无论从文献资料还是从考古资料来看，李冰和鳖灵决非同一人;不仅时代不同，而且文化类型也不同。对秦郡守李冰修都江堰的历史功绩，20xx多年来，历代史书记载明白无误，诗人骚客如是吟诵;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如1974年在都江堰发现的东汉李冰石像更证实了李冰的.身份。石像铭文为“故蜀郡李府君讳冰”，这无可争辩地证明了李冰是秦蜀郡守，而非蜀君鳖灵。石像冠服则更能清楚地说明李冰的族属、国别和生活年代。从服式看，李冰着秦代深衣，其特点为“短毋见肤，长毋被土。”(《礼记》)西汉深衣与秦相似，稍短。
而到东汉晚期，深衣已罕见，襜褕代之而起。造像者并未让李冰着襜褕或西汉深衣，说明他们了解李冰生活的年代。楚服、蜀服也与秦深衣迥然有别。如李冰为春秋时蜀君鳖灵，则应着蜀服或楚服。由是足以说明李冰是秦蜀守，而非鳖灵。鳖灵时期，经济比中原落后的蜀国既无需要也无可能修建如都江堰这样的大型水利工程。以有争论的《禹贡》成书的年代作为立论的主要依据，其基础就是建筑在一片流沙上，而用《河渠书》说明李冰凿离堆是在秦灭蜀之前则更属推论，众所周知，它并不完全是按时间顺序记事的。至于说李冰没有载入《秦本纪》就不是秦蜀守，甚至连存在都成了问题，这更是危险的推理。秦自商鞅变法立郡县直至秦亡，三四十郡、一百余年，郡守总数当不下数百，区区《秦本纪》岂能备载?如果认为《秦本纪》里没有的就不是秦守，那么，岂不是说有大量出土或传世的秦青铜器铭文中出现的许多未见载于《秦本纪》的郡守都不是秦郡守吗?如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铜戈中署名的蜀守武，据考证应为始皇二十六年蜀郡守，亦不见载于秦史，但却被
出土的秦兵器刻铭所证实了。同样，不能因为《秦本纪》中没有李冰，就说他不是秦蜀守。
近又有人根据扬雄《蜀王本纪》关于“亡者李冰过天彭阙”的记载，对李冰身世提出一种新见解：“李冰可能是从秦国被押到边地服役的逃亡者，也许还是被派到蜀郡服兵役之人，因为受不了残酷的压迫而逃到今灌县城北浅山(古名天彭阙)，发现凿山引水已有的沟渠，既可改善川西平原的灌溉，又可减轻岷江两岸的洪水灾害，遂组织当地群众开凿宝瓶口，因而得到群众的拥护和秦王的赦免并被任命为郡守，在其任内逐步把都江堰水利工程完善起来。司马迁和后来的史家没有说他是”亡者“，可能是”为尊者讳“的缘故。
关于李冰的身分问题，由于历史记载过于简略，且其中信史和传说、神话交织混杂，所以学术界至今仍是见仁见智，看法和见解不尽相同，讨论仍在进行之中。
文化历史故事 篇5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这首《生查子。元夕》词，写的是夏历正月十五元宵佳节的景象，抒发的却是对自由结合的爱情的追求。它在写法上和唐人崔护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诗一样，运用自然而有力的'今昔对比，传达出词人幽怨抑郁的感情。它的语言平实，风味隽永，体现了真实、朴素与美的统一，是两宋词中难得的佳作。
《生查子。元夕》的作者是谁?文学史上有两种互相争论的意见。一说是欧阳修作，一说是朱淑真作。
说《生查子。元夕》为朱淑真所作的，首推明代杨慎。杨慎《词品》中的《朱淑真〈元夕〉词》条，详细论说了这首词为朱淑真作的见解：“朱淑真《元夕。生查子》云云，词则佳矣，岂良人家妇女所宜邪?又其《元夕》诗云：”火树银花触目红，极天歌吹暖春风，新欢入手愁忙里，旧事惊心忆梦中。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长任月朦胧。赏灯那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会同。‘与其词相合，则其行可知矣“。杨慎站在封建卫道士的立场上，以朱淑真的诗证《生查子。元夕》词为朱淑真所作，且攻击朱淑真”其行可知“，”岂良家妇女所宜“。杨慎在明代声誉很大，他这一说法对当时和后世很有影响。
明代出版的朱淑真《断肠集》收有《生查子。元夕》词。此外，认为《生查子。元夕》词为朱淑真作的还有明末藏书家毛晋。毛晋在汲古阁《宋名家词》跋语中，即有关于朱淑真《生查子》词的记载。《情史》、《游览志余》和许多清人笔记，也都认为此词为朱淑真作，并仿效杨慎对朱淑真进行攻击。认为《生查子。元夕》词为欧阳修所作的则有清代的王士禛、陆以湉、况周颐等人。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四说：“今世所传女郎朱淑真‘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生查子》词，见《欧阳文忠集》一百三十一卷，不知何以讹为朱氏所作。”陆以湉《冷庐杂识》卷六说：“‘去年元夜’一词本欧阳公所作，后人误编入《断肠集》，遂疑淑真为泆女，皆不可不辩。‘去年元夜时’非朱淑真作，信矣。”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对此词为欧阳修作论证更详：“《生查子》词今载《庐陵集》，宋曾慥《乐府雅词》、明陈耀文《花草粹编》并作永叔。慥录欧词特慎，《雅词。序》云：”当时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今悉删除。‘此阕适其选中，其为欧词明甚。“
清代撰修的《四库全书》，从《生查子。元夕》词为欧阳修作立论，并驳斥了这首词为朱淑真所作的说法。《四库全书总目》卷百九十九：“此词今载欧阳修《庐陵集》第一百三十一卷中，不知何以窜入朱淑真集内，诬以桑濮之行。慎收入《词品》既而不考，而晋刻《宋名家词》六十一种，《六一词》即在其内，乃于《六一词》漏注互见《断肠词》，已自乱其例，于此集更不置一辨，且证实其为白壁微瑕，盖鲁莽之甚。”
总之，《生查子。元夕》词，欧阳修的《庐陵集》和朱淑真的《断肠集》都有收录。关于此词究竟属欧阳修还是朱淑真作，自明朝以来就有争论。直至现代，争论尚未平息。季工着文说《生查子。元夕》词为朱淑真作，而胡云翼、俞平伯、姚奠中等人则认为是欧阳修所作。这场“官司”不知打到何时方能结束!
文化历史故事 篇6
这怒涛滚滚般不可遏制的悲愤，绞肠滴血般痛苦的诘问，诅天地咒神只雄浑不羁的气魄以及用整个灵魂吐诉出来的绝叫，这震撼人心的诗句就是出自著名的《胡笳十八拍》。文姬归汉，千古美谈，家喻户晓。然而在中国文学史上，《胡笳十八拍》是否是蔡文姬所作，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蔡琰，字文姬，汉代文学家蔡邕之女，博学有才辩，妙于音律。然而身世悲惨，自幼随父亡命，初嫁河东卫仲道，未二年，夫亡。无子，归母家。兴平中，天下丧乱，为胡骑所掳，展转流落匈奴12年，生二子。后曹操用金壁把她赎回，虽归故土，却抛别了亲生二子。以后改嫁同郡董祀。现存《悲愤诗》二首，一为五言，一为骚体。另有《胡笳十八拍》一篇。目前五言《悲愤诗》肯定是蔡琰所作，另二篇尚待研究。
《胡笳十八拍》是否蔡文姬作，历来说法不一。持肯定意见的有李颀、王安石、严羽、李纲、王应麟、韩愈、黄庭坚、罗贯中等;持否定意见的如朱文长、苏轼、王世贞、胡应麟、沈德潜等。
郭沫若作话剧《蔡文姬》，着文六谈《胡笳十八拍》，认为《胡笳十八拍》是蔡文姬所作。他说，这实在是一首自屈原《离骚》以来最值得欣赏的长篇抒情诗，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写不出这样的文字来。如果有过这么一位诗人代她拟出了，那他断然是一位大作家。郭老认为就连李白也拟不出，李白还没有那样的气魄，没有那样沉痛的经验。但是文史专家们有不同的看法。
归纳起来争论有四个方面：(一)《胡笳十八拍》所描写，同历史事实和地理环境不合。
第一，刘大杰等指出，诗中所叙“城头烽火不曾灭，疆场征战何时歇?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那种汉兵与匈奴连年累月的战事，在那时根本没有。说明作者对南匈奴和东汉王朝的关系并不清楚，东汉末年，南匈奴已内附。郭老认为，”烽火“”征战“是对乌桓而言，谭其骤指出，当时乌桓活动范围限于上谷、代郡以东，距离文姬所居的'南庭匈奴河套地区尚远。再者蔡文姬归汉是建安八年，而曹操平定三郡乌桓则在建安十二年，在时间上也不对头。这与诗中”两国交欢兮罢兵戈“也不符。反驳者认为，文姬在匈奴时正是”胡、狄雄张“，边境不靖时，诗中所述，怎能不符历史事实呢?
第二，刘大杰等同志指出，汉末南匈奴分为二支，放扶罗、呼厨泉一支居河东平阳，在今山西临汾，文姬可能被他们虏去。而诗中“夜闻陇水兮声呜咽，朝见长城兮路杳漫”，“塞上黄蒿兮枝枯叶干”，与地理环境不合。
郭老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并认为文姬是被居于美稷一支的南庭匈奴所掳，即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但《后汉书。董祀妻传》明言，文姬入匈奴是在兴平二年，其时率众从汉献帝入长安的正是呼厨泉所部的右贤王去卑，说文姬不是去卑掳去，难令人信服。而美稷事实上在今山西汾阳西北。谭其骧指出，长城、塞上对南庭匈奴倒用得上，但不论河东、南庭和陇水相去甚远，绝不相干。有亲身经历的蔡文姬，无论如何不会乱用名词一至于此。对蔡文姬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至胡的也不清楚。这位作者难道还有可能是文姬自己吗?反驳者认为，不论美稷、平阳都在山西境内，相去不远，匈奴活动范围达山西北部，内蒙伊克昭盟，陕西北部、甘肃东部，文姬入匈奴后未必长住平阳。而且诗歌可以有夸大和想象。所谓陇水，本非专名，是指陇山之水，那么诗中写到长城、陇水就不足为奇了。第三，否定者认为，诗中有“戎羯”一词，而羯族是晋武帝后“匈奴别种入居上党以后才有的名称”，蔡文姬不可能在五胡乱华之前预先知道，辩之者证曰：《晋书。载记。石勒》中的材料证明，羯族非晋时才有。郭老释“羯”为“狄”之误，或“鍻”字之通假，根据不足。
文化历史故事 篇7
齐桓公与管仲
一天，齐桓公和管仲、鲍叔牙、宁戚喝酒。齐桓公跟鲍叔牙说：“先生能够给我致祝酒词么？”鲍叔牙拔起酒杯站起来说：“希望我的君王您不要忘记当年逃难在莒国的日子；希望管仲先生不要忘记和公子纠逃亡鲁国最后被绑缚送回的日子；希望宁戚先生不要忘记假扮卖牛而高歌与我王车前的时候！”齐桓公离开席位向鲍叔牙拜谢道：“我和两位大夫都不会忘记阁下的教诲的。齐国一定不会就此衰败的。”
管仲与鲍叔牙
管仲二十来岁时就结识了鲍叔牙，起初二人合伙做点买卖，因为管仲家境贫寒就出资少些，鲍叔牙出资多些。生意做的还不错，可是有人发现管仲用挣的钱先还了自已欠的一些债，哈哈！这钱还没入帐就给花了，现在会计上的名词叫：坐支，而且私自花钱恐怕离公款罪也不远了。更可气的是到年底分红时，鲍叔牙分给他一半的红利，他也就接受了。这可把鲍叔牙手下的人气坏了，有个人对鲍叔牙说，他出资少，平时他开销又大，年底还照样和您平分效益，显然他是个十分贪财的人，要我是管仲的话，我一定不会厚着脸皮接受这些钱的。鲍叔牙斥责他手下道：你们满脑子里装的都是钱，就没发现管仲的.家里十分困难吗？他比我更需要钱，我和他合伙做生意就是想要帮帮他，我情愿这样做，此事你们以后不要再提了。
唐太宗与魏征
当初，魏征是唐太宗对手的部下，是唐太宗的爱材之心，才使魏征有了发挥才干的平台。他不仅帮唐太宗制定了“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治国方针，也时时刻刻修正着唐太宗的谬误。他为唐太宗讲解了“民可载舟，又可覆舟”、“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治国道理，也常常犯颜直谏。从贞观初到贞观十七年魏征病故为止，17年间魏征谏奏的事，有史藉可考的达200多项，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和皇帝私生活等等，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时竟让唐太宗下不了台。
屈原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屈原被放逐后，在和渔父的一次对话中，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自找苦吃。屈原表示宁可投江而死，也不能使清白之身，蒙受世俗之尘埃。在渔父看来，处世不必过于清高。世道清廉，可以出来为官；世道浑浊，可以与世沉浮。至于“深思高举”，落得个被放逐，则是大可不必。屈原和渔父的谈话，表现出了两种处世哲学。 前278年，秦国攻破了郢都。当年五月“朝发枉渚”之地(今常德德山)五日，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抱大石投汨罗江而死。
陶渊明
年幼时，家庭衰微，九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李白
李白生活在唐代极盛时期，具有“济苍生”、“安黎元”的进步理想，毕生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他的大量诗篇，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繁荣气象，也揭露和批判了统治集团的荒淫和**，表现出蔑视权贵，反抗传统束缚，追求自由和理想的积极精神。在艺术上，他的诗想象新奇，构思奇特，感情强烈，意境奇伟瑰丽，语言清新明快，气势雄浑瑰丽，风格豪迈潇洒，形成豪放、超迈的艺术风格，达到了我国古代积极浪漫主义诗歌艺术的高峰。存诗近千首，有《李太白集》，是盛唐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集诗人、神仙家、驴友、纵横家、游侠、剑客为一身的伟大天才。民间流传，高力士曾为他脱靴，杨国忠曾为他磨墨，更有“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的千古名句。
杜甫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当朝宰相李林甫为了达到权倾朝野的目的，竟然向唐玄宗说无人中举。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的职位。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辛弃疾
1188年秋天，陈亮写信给辛弃疾和朱熹，相约到铅山紫溪商讨统一大计。但后来，朱熹因故推辞了这次铅山之会。这年冬，到了相约之期，辛弃疾正染病在床，于瓢泉养息等待陈亮。傍晚，雪后初晴，夕照辉映白雪皑皑的大地，辛弃疾在瓢泉别墅扶栏远眺，一眼看见期思村前驿道上骑着大红马而来的陈亮，大喜过望，病痛消散，下楼策马相迎。两人在村前石桥上久别重逢，感慨万端；伫立石桥，沐浴着雪后初晴的夕阳，纵谈国事，为金瓯残缺而痛心疾首，爱国之情汹涌澎湃于胸，拔剑斩坐骑，盟誓为统一祖国奋斗不止。辛弃疾在与陈亮别后写的《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中发出“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呐喊，正是这种豪情壮志的写照。
文化历史故事 篇8
东晋时的晋简文帝，很喜欢和手下大臣开玩笑。有一个大臣叫魏元孚，长得十分难看，个子矮，脸盘短，还秃顶，其貌不扬。晋简文帝就问一个近臣：“魏元孚长得这么难看，怎么能在朝廷里做官呢？他凭什么做的官？”近臣回答：“魏元孚是先帝看中的，听说有一年春天出去打猎，先帝射死了一只鹿，非常高兴，顺口说了几句诗，先帝不知道诗的出处，问身边的人，结果没一个知道，这让先帝很扫兴。就在这时，当时还是一个卫官的魏元孚站出来回答了诗的`出处，得到了先帝奖赏，后来又提拔魏元孚当了近卫侍郎，他就一直在朝廷里服务。”晋简文帝说：“就是说魏元孚很聪明了？”近臣点头。晋简文帝又说：“魏元孚应该有点本事，不然他也混不到现在。你知道魏元孚这个人的缺点是什么？”近臣想了想说：“魏元孚最大的缺点是喜欢喝酒，特别贪杯。”晋简文帝点头道：“我知道了。”晋简文帝叫人准备了酒席，请大臣们喝酒，其中也有魏元孚。他还让太监准备了十几个酒坛子，都是矮粗的那一种，看上去就像魏元孚的脸，还在每个酒坛子上戴了顶帽子，叫人看了忍俊不禁。晋简文帝叫人把这些酒坛子放到长条案子上，摆放在大殿中。
许多大臣都给魏元孚敬酒，想把他灌醉。魏元孚是个很精明的人，虽然他不知道晋简文帝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感觉苗头不对，于是他当面把酒喝下去，过一会儿假装上厕所，又全都吐了出来，回到酒席上再喝，假装喝醉了。喝完酒，魏元孚被宣上殿。魏元孚一上殿来，大臣们哄堂大笑，因为长条案子上放的那些酒坛子实在太像魏元孚了。晋简文帝也被逗得前仰后合，想看看魏元孚到底怎么办。魏元孚却是一脸严肃，半点笑容没有，他越是这样，大家越觉得可笑。魏元孚走到长条案子前，停住了脚步，看着那些酒坛子，大声说“哎呀，这不都是我的兄弟吗？你们真是大胆无礼，怎敢跑到大殿上排队站着，赶快跟我回家！”一边说一边把酒坛子搬走了。魏元孚的举动把晋简文帝逗得合不上嘴，觉得他的确是个人才，把事情处理得滴水不漏。这些酒坛子被魏元孚拿回家后，他就叫家仆四处放风，说皇帝赏赐魏元孚十几坛子美酒，魏元孚愿意把美酒换钱接济穷苦百姓，还说这都是晋简文帝的功德。这事很快传进了晋简文帝的耳朵里，晋简文帝拍案叫绝：“魏元孚实在是太聪明了，人真不可以貌相啊！”
从此以后，魏元孚成为晋简文帝最器重的大臣之一，帮助晋简文帝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好事，受到老百姓的赞扬。晋简文帝器重魏元孚的主要原因是“饮酒而不乱性，甚有分寸，九分清醒一分醉”。
文化历史故事 篇9
我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从明朝永乐三年到宣德八年，曾七次下西洋，到达西南太平洋、南亚、印度洋、东非等地，历经30余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的索马里和肯尼亚。据《明史》记载，郑和奉永乐皇帝之命，率领大小船舶200 余艘，官兵27800 余人，其中大型宝船62艘，最大者长44丈，宽18丈，设有九桅十二帆，最远航线达6000海里以上，绘制了最早有航路的航海图。郑和船队，规模之宏大，人数之众多，组织之严密，是15世纪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船队。
关于郑和下西洋船队的规模，各家着述记载不一，出入较大，兹将诸书所载，有关郑和历次出使的人数，综合排比如下：第一次是永乐三年(1405年)，根据《明史。郑和传》记载是27800 余人。《明史。职官志。宦官》记载是2 万人。而查继佐《罪惟录》记载是永乐四年(应为三年)，37000 人。
第二次是永乐五年(1407年)，各书均未记载。
第三次是永乐七年(1409年)，根据曾随郑和同下西洋的费信《星槎胜览》和陆容《菽园杂记》的记载，是27000 余人。根据郑晓《皇明四夷考》(此文收在《吾学编》中)的记载是3 万人。
第四次是永乐十一年(1413年)，根据曾随郑和同下西洋的马欢《瀛涯胜览》的记载，是27670 人。
第五次是永乐十五年(1417年)，人数未详。
第六次是永乐十九年(1421年)，人数未详。
第七次是宣德六年(1431年)，根据祝允明《前闻记》的记载，是27550 人。此外，没有载明年代，却记载郑和下西洋人数的，有《郑和家谱》，它的记载是27411 人。明代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记载是38600 余人。《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对郑和下西洋时，使团的具体人员的编制、组织情况记载最详。据此书记载，郑和某次下西洋时，使团人员的组织是：总兵官一员，挂征西大元帅之印;副总兵官一员，挂征西副元帅之印;左先锋一员，挂征西左先锋大将军之印;右先锋一员，挂征西右先锋副将军之印;五营大都督：中都、左都、右都、坐都、行都，各挂征西大都督之印;四哨副都督：参将、游击、都事、把总，各挂征西副都督之印。指挥官100 员，千户官150 员，百户官500 员，管粮草户部官一员，观星斗阴阳官10员，通译番书教谕官10员，通事的舍人10名，打干的余丁10名，管医药的医官医士132 名，三百六十行匠人，每行20名，雄兵勇士3 万名有零，神乐观道士250 名，朝天宫道士250 名。郑和船队组织得如此严密完备，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和航海经验的丰富。
郑和船队，据《三室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所述：第一种是宝船，有36艘，长44.4丈，宽18丈，九桅，为正使太监郑和等坐船。第二种是战船，有180 艘，长18丈，宽6.8 丈，五桅，是船队中的战舰。第三种是坐船，有300 艘，长24丈，宽9.4 丈，六桅，作载运兵员用。第四种是马船，有700 艘，长37丈，宽15丈，八桅，为运输用船。第五种是粮船，有240 艘，长28丈，宽12丈，七桅。共计1456艘。这些数字不免有夸大之处，但也可见郑和下西洋规模之宏大。
我们再同欧洲的几位著名航海家作一比较：1497年至1499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率领100 个水手，分乘四艘帆船，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到达印度。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发现新大陆，只有三艘帆船，人数约90人。1519年至1522年，葡萄牙海员麦哲伦率领五艘帆船，265 名水手，作环球航行，最后回到西班牙只有一艘，剩下10人，麦哲伦本人也死在菲律宾。郑和船队，7 次远涉重洋，克服了重重困难，表现了我国人民英勇无畏的精神和高超的航海技术，他同世界上地理大发现时期的几位著名的航海家相比，时间要早半个多世纪。郑和不仅是我国早期最有成就的航海家，他的业绩在世界航海史上也占有突出的地位。
根据现在可看到的各种郑和下西洋的史料，有关使团人员的记载，分歧较大，有2 万人、27411 人、27550 人、27670 人、27800 余人、2.7 万余人、3 万人、3.7 万人、38600 余人，而其中以2.7 万余人的着述较多。而各家着述的作者多系明朝人，而且有的是跟随郑和同下西洋的人，他们的记述当有所本，因而难以断定孰是孰非。由于郑和下西洋的档案资料，原来藏于明朝中央机构的兵部，可惜在成化年间(1465至1487年)被职方郎中刘大夏焚毁，使今天难于了解郑和下西洋的具体情况，因而郑和下西洋时，规模究竟有多大?使团人员究竟有多少人?四五百年始终无法弄清，这个谜可能永远无法解开了!
文化历史故事 篇10
慈安即东太后，系咸丰皇帝之妻;慈禧即西太后，是6 岁登基的同治皇帝之母。祺祥政变发生，两太后以姊妹相称，共同垂帘听政。可是到1881年4 月8 日(光绪七年三月初十日)，慈安却突然暴毙宫中。慈安太后是怎样死的?历来众说纷纭。
有的说慈安死于疾病。朱寿朋的'《光绪朝东华录》载有慈安遗诏，说她“初九日偶染微疴，初十日病势陡重，延至戌时，神思渐散，遂至弥留”。徐珂采清代笔记数百种，并参考报章记载辑成的《清稗类钞》，也说慈安是“微疾上宾”：四月七日，慈安己稍感风寒，肺气略不舒畅。四月八日晨，召御医薛福辰请脉，薛具疏一方，至傍晚慈安即暴变而薨了。
但慈安因病致死之说，连当时人也大为怀疑。御医薛福辰为慈安请脉时曾认为“策疾不须服药”，当晚听说“东后上宾，已传吉祥版(棺)”，大为诧异，还以为外间讹传，西太后“病有反覆，以东西太后互易”呢。顷刻，噩耗证实，他大戚曰：“天地间竟有此事!吾尚可在此乎?”硬是不信。时左宗棠方擢军机大臣，次日入朝得悉慈安病逝，顿足大声说：“吾昨早对时上边清郎周密，何尝似有病者?即云暴疾、亦何至若是之速耶?”(《清稗类钞》)此日晨，慈安召见恭亲王奕?、大学士左宗棠、尚书王文韶、协办大学士李鸿藻时，“面容和悦无病色，只是两颊微红而已”，至午后四点钟，内廷忽传慈安太后薨逝，命枢臣诸人速进。惯例，帝后患病，传御医，必先召军机太臣悉其事，医方药剂亦须由军机大臣们检视。时军机大臣退值仅五小时，宫廷暴变，计诸臣大惊。他们抵宫时，见慈安已小殓，慈禧正坐在矮凳上。曩时后妃薨，即传戚属入内瞻视后才得小殓，历朝习以为常，而此次椒房却无预其事者，“众感叹为创闻”。(《述庵秘录》)
也有的说慈安死于慈禧进药。慈安死前数日，偶至慈禧宫中。慈禧令侍者奉饼饵一盒进，慈安食而甘之，慈禧谓：“姊既喜此，当令再送一份来。”后一二日，果有饼饵数盒进奉，色味花色悉如前。慈安即取一二枚食之，顿觉不适，至戌刻遽逝。此说虽出自《清朝野史大观》，但辑者小横室主人自称，该书取资参考之书，半多手抄秘籍，及各省府县志乘、名家文集，为数不下百十余种。所载“注重征信，凡隐怪荒唐之说，偏激虚构之谈，虽饶有趣味，亦概不采录”。多年来此书常为史家引用，所以此说当不能视为无稽之谈。那么慈禧为何要毒死慈安呢?一安徽人笔记认为因为慈安掌握咸丰帝的遗诏：“叶赫氏(即西太后)祖制不得备椒房，今既生皇子，异日母以子为贵，自不能不尊为太后，惟朕实不能深信其人，此后如能安分守己则已，否则汝可出此诏，命廷臣传遗命除之。”某日，慈安置酒宫中，请慈禧赴宴。
酒过三巡，慈安从袖中抽出一函授于慈禧。慈禧启视，脸色顿变，几不可抑——原来此函正是咸丰帝遗诏。待慈禧阅毕，慈安将遗诏焚于烛上，说：“此纸已无用，焚之大佳。”当时慈禧惭愤交加，强为感泣，事后对慈安执礼甚恭，全无往日骄纵之态，但此时已起杀机，必欲除之了。(濮兰德、白克好司《慈禧外传》)
还有的说慈禧与慈安交恶，慈安恚而自尽。慈禧权欲极重，光绪即位，再度垂帘听政，更加纵恣无度，而慈安倦怠少闻外事，甚至静摄不出，于是慈禧干脆一人召见廷臣，有事不复白于慈安。1881年初，慈禧患血膨剧疾，遍求中外名医而皆无疗效。因此慈安独视朝事，致使慈禧很为不悦，“诬以贿卖嘱托，干预朝政，语颇激”，以致慈安不能忍耐，而又木讷不能与之辩，恼恨之下，“吞鼻烟壶自尽”。(《清稗类钞》)
文化历史故事 篇11
郑和访问亚非各国，船队中的大海船称作宝船，是船队的主体。郑和下西洋时，使团领导成员所乘坐的，以及所携带的各种物品和从西洋换回来的奇珍异宝，都装在这种船上。宝船究竟有多大?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分歧很大，至今还是一个谜。
根据《明史。郑和传》、《郑和家谱》、马欢《瀛涯胜览》、顾起元《客座赘语》、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等古籍记载：“大船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有人根据明代工部尺1尺相当于0.311米，明代造船习惯用淮尺，而1淮尺合现在0.342米。因此大型宝船长度约合151.8米，宽61.6米。这么大的船体，堪称“体势巍然，巨无与敌”。
从事造船史研究的专家，从船的长度与宽度推算“宝船”排水量约3万吨，比我国现代的万吨轮还要大，在古代要造这样大的船，是难以置信的。他们曾对我国各地的木帆船进行广泛调查，考察了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及长江各口岸的许多木帆船。调查了不少造船厂，访问了许多熟悉木帆船制作的技术人员和老工人，认为要造长44丈、宽18丈的大船是难以想象的。他们根据木帆船厂老工人估计，郑和宝船长60米左右，宽11米左右，排水量1000吨左右，是较为切合实际的。
上海交通大学杨槱教授认为，从航海与造船角度分析，长44丈、宽18丈，这种长度与宽度之比过小，不适于航行与操纵，因而推断史籍记载有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周世德认为，广18丈中之“十八”二字，可能是“六”字分开抄写之误。
山东大学历史系邱克从北京图书馆首先查阅到《三宝征彝集》。这是一部过去只闻其名、不见其书的孤本，书里写着“宝船陆拾叁只，大者长肆拾肆丈肆尺，阔壹拾捌丈”，数字都是大写，不可能是传抄错误。而这个尺寸却与《瀛涯胜览》等古籍记载相吻合，因而排除了认为“十八”系“六”字分开抄写之误。同时认为《瀛涯胜览》的作者马欢，以回教徒而随郑和使团三次奉使西洋诸国，任通事(即翻译)之职，他耳濡目染，身履“宝船”，所见所闻应是第一手资料。在明钞说集本《瀛涯胜览》记载着：“宝舡六十三号，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应属可信。
浙江卢英逴、新疆华卫疆等，从古代汉语修辞学角度来加以解释，认为《明史》中关于宝船修44丈、广十八丈的记载，“修”、“广”不能解释为现代汉语中的“长”、“宽”。“修”、“广”在古代是指物体的体积大小，而不是用来衡量物体的长短。《明史》中采用“修”、“广”二字作为宝船建造工程的术语，既表示宝船的高大壮观，又能与长宽有所区别。并推算出，宝船的长度为18丈(约合60米)，宽约4丈(约合13米)。
管劲丞撰《郑和下西洋的`船》(载《东方杂志》43卷1号，1947年1月商务版)，认为明史所载郑和的宝船，长40丈，宽18丈，长宽之比约为7∶3.根据近现代各种不同吨位的船只长宽之比推测，断无此种长方形的海船。作者根据《龙江船厂志》所附海船图，船四桅并立，每桅张帆三叶，与明代费信《星槎胜览》中所记载“张十二帆”相符合。推算宝船长度，充其量不过20丈。
1983年我们曾到南京市下关三汉河附近的中保村明朝制造宝船的龙江船厂遗址，作实地调查。共有平行的七个“作塘”，现在第四、五、六作塘保存较好，其中尤以“四作”保存得最好。1953年，在“四作”曾出土长达10余米的方形无孔木料;1957年，曾在“六作”出土长11.07米的巨型舵杆，是铁力木制作的。据当地农民说，近几年还常在作塘的水下发现大的木料。
从巨舵杆长度和结构分析，这样的舵杆上安装的舵叶高度为6.35米，而安这样巨船舵的船长度，应在48丈到56丈之间，因此，这个巨型舵杆，很可能配制于下西洋的“宝船”。
曾随郑和四次出使西洋的南京人巩珍，其所撰《西洋番国志》中记载：“其所乘之宝舟，体势巍然，巨无与敌，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由此也可推知，郑和的宝船是非常巨大的。
1984年10月，武汉长江轮船公司仿造了郑和下西洋的帅船，长60余米，宽10余米。为拍摄电视剧《郑和下西洋》之用。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档案资料，原藏于明朝兵部，在成化年间，被职方郎中刘大夏焚毁，使今天难于了解郑和下西洋的全貌。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大小，目前历史学界运用古籍和出土文物，坚信史籍记载是可信的，宝船长44丈，宽18丈。而科学技术界结合造船业的发展史，对古籍记载持怀疑态度，认为古代不可能造出这么大的宝船，只能造60米左右长，10余米宽的船。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宝船”，究竟有多大，现在争论较为激烈，各派坚持己见，互不相让。看来，在短期内这个谜底还是不能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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