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法惩罚性赔偿

食品安全法惩罚性赔偿

食品安全责任中的惩罚性赔偿

内容提要: 针对食品安全案件中食品生产者、销售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为合同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为侵权责任，《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根据具体情况既可附加于合同责任又可附加于侵权责任中。三法所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在构成要件、赔偿范围方面各有不同。在构成竞合的情况下，在合同责任内部，《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应为特别法;在侵权责任内部，应当允许受害人根据个案选择适用《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或《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

塑化剂饮料、瘦肉精火腿肠、皮鞋胶囊……食品安全事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食品安全案件中，消费者往往只能获得赔礼道歉、全额退款或一般的损害赔偿。面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单个消费者，低廉的违法成本使企业的道德操守和社会责任感已然让位于经济利益的优势。因此，食品安全案件中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已成为法律为消费者合法权益设置的最后屏障。然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食品安全法》出台以来，学界关于其中惩罚性赔偿规范构成要件不明确、赔偿标准过低、过于固化的诟病一直不断，对该两法以及《侵权责任法》有关惩罚性赔偿条款的适用关系也莫衷一是。解释这些条文，厘清条文间的适用关系，实现法律内部自治的同时达到最大限度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法目的，是本文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现行立法之检讨

惩罚性损害赔偿(punitive damages)，也称示范性的赔偿( exemplary damages)或报复性的赔偿( vin-dictive damages)，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1]。在大陆法系，无论是侵权损害赔偿还是违约损害赔偿，都是奉行单纯的补偿性民事法律责任制度{1}。然而在生产、销售食品而致消费者遭受损害的案件中，从惩罚、遏制严重违法行为，补偿受害人损失，激励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等角度出发，赞同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观点已成为主流，并为立法所接受。

中国大陆地区在食品安全责任中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始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也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与之相对，《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了侵权性的惩罚性赔偿责任。该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针对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故，《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也规定了惩罚性赔偿责任：“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在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致人损害的案件中，受害者可以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要求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在适用中，该条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在适用范围上存在重叠，但各自适用要件不相同，“十倍”、“一倍”与“相应的”惩罚性赔偿在赔偿范围上也相去甚远。在法律适用中，准确适用《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帮助消费者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权益，需要对该条做出解释，以明确该条与以上各惩罚性赔偿条款的适用关系。

二、民法规定在《食品安全法》中的适用

对于生产、销售食品而造成的人身、财产或其他损害，除《民法通则》、《合同法》、《侵权责任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规定外，受害人可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在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解释适用中，有学者认为，该款规定是对食品生产经营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2}。但运用文意解释的方法，该条所指“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应不限于侵权责任.还包括违约责任及缔约过失责任。其原因在于，结合《食品安全法》其他条文，“违反本法规定”涉及多个责任主体，不仅包括食品生产者，还包括与消费者订立合同的食品销售者以及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柜台出租者和展销会举办者、虚假广告代言者、食品检验机构等;违法行为也不仅限于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还包括不召回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广告内容虚假等。“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不应限于固有利益损害，例如经营者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还侵害消费者依据合同本应获得的履行利益;食品检验机构违反本法规定出具虚假检验报告，使食品生产者、销售者对消费者负担赔偿责任，对生产者、销售者而言，此种损失为纯粹经济损失，亦不属于侵权损害赔偿的赔偿范围。另一方面，根据立法者的解释，“对于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或其他损害的，除了适用本条的规定外，还要依据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承担民事责任”{3}，由此可见，立法者也未将该条所指赔偿责任限于侵权责任。

从法律效果来看，该款要求违法行为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然而，该条并未明确责任构成要件，为一不完全法条。不完全法条虽然仍具备法律效力，但规范要素不完整，只能被用为进一步说明、限制或引用另外一个法条或章节的依据。这种法条与其他法条联合，以组成命令或授权规定，才能发挥规范功能{4}。就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而言，该款使用了“违反本法规定”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语句，表明该款为一引用性法条，需要结合《食品安全法》的其他条文及其他法律明确其规范的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因此，适用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应当依据违法行为的具体情况，引用《民法通则》、《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权责任法》、《产品质量法》相关规定，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违约责任或缔约过失责任。

关于能否依据第九十六条第一款所指“违法”引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关于惩罚性赔偿责任的规定，立法者没有给出明确答案。有学者从法条的内在逻辑体系出发，认为《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了惩罚性赔偿责任，而第一款仅规定了填平性、补偿性的损害赔偿责任。在消费者追究食品生产经营者民事责任时，人民法院应当坚持惩罚性赔偿责任与填平性赔偿责任并行不悖的原则{5}。笔者认为，根据上文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解释，该款所指“违法”可以指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及《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不能排除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可能性。

三、食品安全责任中惩罚性赔偿的构成

(一)合同责任中惩罚性赔偿的构成

针对食品经营者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了经营者应承担的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学者大多认为，此种惩罚性赔偿责任为合同责任。究其理由，在于该项惩罚性损害赔偿发生的场合乃是消费者与经营者间的消费问题的纠纷，因合同关系所生{6};又因该条规定的产品欺诈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所着眼的是欺诈的恶意{7}，无须具备损害事实要件{8};此外，《合同法》也已明确将此种责任归于合同责任制度中{9}。在此基础上，更有学者认为惩罚性赔偿责任以合同的有效存在为适用前提，是违约的补救措施，合同若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当事人即丧失双倍赔偿的依据{10}。但也有观点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所规定的惩罚性赔偿，与合同命运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合同因消费者请求而被撤销，则该消费者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可得发生缔约上过失责任。在缔约过失或违约责任中，都可以并用惩罚性赔偿{11}。笔者认为，不仅在违约责任中，消费者在缔约过失责任中也同样可以提出惩罚性损害赔偿请求。从我国现行立法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九条也明确规定，在出卖人欺诈买受人，导致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解除的情况下，买受人仍得请求惩罚性损害赔偿，此种规定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在缔约过失责任上附加惩罚性赔偿亦已为民事审判实务所接受。

在法律适用中，依据该二条追究食品经营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需要满足的要件有：第一，请求权主体为消费者，对象为与消费者订立合同的食品经营者。消费者是指不以生产经营为目的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自然人。鉴于消费者购买商品、服务时不以生产、销售为目的，经营者以食品销售者、餐饮服务提供者为主。第二，主观方面，食品经营者有欺诈消费者的故意。构成欺诈，要求经营者有欺诈的故意，实施了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的欺诈行为，并因此而使消费者陷入错误进而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12}。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食品经营者的违法行为在符合以上要件的情况下，消费者得依《合同法》第四十三条、五十四条，撤销合同，要求经营者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或者依《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要求经营者承担违约责任，在以上两种情形下，消费者均得依《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和《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除以上两款外，《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了食品生产者和销售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其中，食品销售者与消费者之间亦存在合同关系，存在适用合同责任的可能性。然而关于该款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性质，有观点认为，为侵权责任{13}，其理由有多点：第一，第九十六条第一款是对食品生产经营者侵权赔偿责任的规定，依体系解释原则，该条第二款应当是对第一款的补充规定，也是侵权责任方面的规定{14}第二，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无合同关系，消费者要求生产者承担违约性惩罚性赔偿责任没有请求权基础;第三，违约性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为行为责任，不以实际损害为要件，对生产者克以行为责任与缺陷产品召回规定会产生冲突;第四，在未造成固有利益损害的情况下要求生产者、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违背法律责任认定的公正原则{15}。而另一种观点认为，适用该款，食品消费者既可基于侵权责任法理追究食品生产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也可基于违约责任法理追究销售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消费者可以对此做出选择{16}。

应当看到，相较补偿性赔偿，惩罚性赔偿有其特殊性：在功能上，一般认为惩罚性赔偿以制裁、遏制为其目的;在构成要件方面，惩罚性赔偿的成立也要求在一般责任成立要件基础上具备特殊的构成要件。但惩罚性赔偿责任仍然具有附随性，具体表现在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基础法律关系之上，或是基于合同关系或是基于侵权关系{17}，因此，惩罚性赔偿责任究竟为合同责任或侵权责任也应依所依附的补偿性赔偿责任的性质而定。在法条的内部逻辑结构上，第九十六条第二款针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这一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行为，是对该条第一款所做的补充规定。该款所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性质，取决于依据第一款提出的补偿性赔偿责任的性质。

依对第一款的解释，第一款所指赔偿责任可以为侵权责任，也可以为违约责任、缔约过失责任，那么第二款所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也不限于侵权性质，还可能为合同责任。在与其他法律条文的关系上，要求生产者对消费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并不会与《侵权责任法》、《产品责任法》规定的产品召回制度产生冲突。

因此，消费者请求销售者承担违约责任或缔约过失责任亦可以依据第九十六条第二款，附加惩罚性赔偿责任，该项责任的成立需具备以下要件：第一，主体方面，责任主体为食品销售者，请求权主体为与销售者订立合同的消费者;第二，主观方面，销售者明知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具有欺诈消费者的故意;第三，客观方面，生产者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安全标准分为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具体包括《食品安全法》第二十条规定的食品、食品相关产品中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限量规定，食品添加剂的品种、使用范围、用量等八项内容。该项惩罚性赔偿的数额为消费者购买食品所支付价款的十倍。

(二)侵权责任中惩罚性赔偿的构成

《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适用于缺陷产品致害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根据《产品质量法》第二条，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产品应当经过“加工、制作”，未经加工制作的初级产品，生产者难以对其质量加以控制，但该类产品亦有相关的质量标准，由于行为人的过错致使初级产品具有致人损害的缺陷，例如明知会造成农药残留超标，仍然对苹果的果实喷洒农药，将苹果出售后，造成他人食物中毒，农户仍要依据《侵权责任法》承担侵权责任，但不能适用该法第五章关于产品责任的规定。此外，产品需用于销售。非用于销售的制造物，如自己制作、自己使用或馈赠他人的物品，不能对其制作者适用产品责任。在《食品安全法》中，食品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食品不仅包括经过加工制作的能够直接食用的各种食物，还包括未经加工制作的原料，囊括了从农田到餐桌的整个食物链中的食品。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如山楂，既是食品，又因其具有药用价值而可以作为中药，也属于食品范畴。《食品安全法》调整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如食品包装材料、食品经营工具的生产、经营活动。因此，受该法调整的食品同样是用于销售的食品。此类食品经过加工、制作即构成《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所指产品。因此，生产者、销售者明知食品类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健康严重损害的，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受害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在补偿性赔偿的基础上，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的惩罚性赔偿责任还需附加以下要件：第一，主体方面，责任主体不限于与消费者直接订立合同的食品类产品的销售者，还包括生产者，但不包括运输者、仓储者等其他主体。值得注意的是，该条未对请求权主体作出限定，即请求权主体并不限于消费者，还包括其他因缺陷产品而遭受严重健康损害的自然人以及已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第二，主观方面，食品生产者、销售者应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故意，即明知其生产、销售的食品类产品存在缺陷，但仍然生产、销售。第三，客观方面，食品类产品存在缺陷并造成受害人死亡或严重健康损害。《侵权责任法》以生产、销售的产品有无缺陷作为客观行为要件，与我国《产品质量法》的规定保持了一致{18}，“缺陷”是指产品不符合《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质量标准，即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应当符合该标准;同时，除已对瑕疵作出说明外，产品应当具备应有的使用性能;此外，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损害后果上，该条要求损害后果具有严重性，即造成受害人死亡或健康受到严重损害。食品经营者的违法行为符合以上要件，受害人得依《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要求食品类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承担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此处所称“相应”，应指被侵权人要求的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应当与侵权人的恶意相当，应当与侵权人造成的损害后果相当，与对侵权人的威慑相当，具体赔偿数额由人民法院根据个案判定{19}。

除此之外，依据对《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的解释，在侵权责任之上附加惩罚性赔偿，亦可以该款作为请求权基础。依据该款，在成立侵权责任的基础上，惩罚性赔偿因责任主体是生产者或销售者的不同其构成要件又有区别，主要体现在主观方面，销售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必须存在故意，即明知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而生产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为严格责任，不以故意为构成要件。关于生产者的主观状态，《食品安全法》草案曾规定：“生产或者销售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可以要求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由此，追究生产者的责任，仍需生产者“明知”。在对该条的审议意见中，有些常委委员提出，生产者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行为，不存在是否是明知的问题，建议修改[2]。在该条的修改中，生产者的主观方面要件被删除。主体方面，该条请求权主体仍然限定为消费者，主要为自然人，但不以自然人为限;客观方面，生产或销售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安全标准包括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二十条，具体包括食品、食品相关产品中的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限量规定;食品添加剂的品种、使用范围、用量;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的营养成分要求;对与食品安全、营养有关的标签、标识、说明书的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过程的卫生要求;与食品安全有关的质量要求;食品检验方法与规程;其他需要制定为食品安全标准的内容等八项内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公布，没有国家标准的适用地方标准，没有地方标准的适用企业标准。

四、食品安全责任中惩罚性赔偿的确定

(一)合同责任内部的竞合

在法律后果上，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追究食品销售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消费者可请求的惩罚性赔偿数额为购买食品价款的一倍;但依《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该数额为消费者购买食品价款的十倍，法律效果存在冲突。

在法律适用中，同一法律事实符合数个法条的构成要件，数个法条的构成要件间有包容、重合或交集情形的，构成法条竞合。在出现法条竞合的情况下，数个法条所规定的法律效力不同的，数个法条在适用中不能并存，只能选择其一适用。在选择优先适用的法条时，同位阶的法律之间应当遵循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后法优于前法、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的原则{20}。反观以上竞合的法律，二者属同一法律位阶，《食品安全法》虽颁布较晚，但该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引用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无法依据新法优于旧法原则，判定《食品安全法》应当优先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适用。在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判断上，特殊规范的适用范围完全包含于一般规范的适用范围内，则二者具备逻辑上的特殊性关系，换言之，特殊规范的构成要件除包含所有一般规范的要素外，至少还有一个额外的因素{21}。从构成要件来看，主体方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所适用的责任主体为经营者，《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所适用的责任主体为食品销售者，前者范围能够涵盖后者，后者更具备特殊性;客观方面，第四十九条未对行为类型作出限制，而第九十六条第二款将违约行为限于销售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一项，亦能为前者所包容。除此之外，两款在构成要件上重合。因此，在逻辑上，《食品安全法》更具特别性。此外，从规范的目的来看，《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专门就食品销售者欺诈消费者的行为作出特别规定，并提高了惩罚性赔偿的数额，意在加重食品销售者的责任，是对一般性的欺诈消费者行为的补充性规定，相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内容上也具有特殊性质。因此，应当认定，运用该二条追究食品销售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应为特别法，优先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适用。消费者在合同责任中请求销售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应当根据该款，请求销售者支付购买食品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二)侵权责任内部的竞合

食品类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追究生产者与销售者的侵权责任，可以依《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也可以直接适用《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在法律效果上，适用前者，消费者可以获得“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而适用后者，该赔偿数额为消费者购买食品价款的十倍，法律效果亦有不同。

从构成要件来看，《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与《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之间存在交集，构成要件部分重叠。两个规范的构成要件部分重叠，一些事件属于其中一个法条下，一些事件则属于其他另一个法条下，然而有些事件同时属于两个法条之下，此时产生两个请求权并存的情形，学者称之为请求权竞合{22}。此种情况下，两种请求权能否同时发生或者其中之一排除他者适用取决于各该规范的意义、目的及背后的价值判断，即法律是否基于特殊理由意欲对特定事件做终局性的规定，从而使一请求权取得优先于另一请求权的地位。比较第九十六条与第四十七条第二款，在具备以下法律事实的情况下，受害人仅可能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提出请求：第一，受害人为以生产经营为目的，购买、使用食品的自然人，即不属于“消费者”的范畴;第二，造成损害的食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但具有《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其他缺陷。而在存在以下法律事实的情况下，不满足《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的构成要件，受害人仅能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提出请求：第一，造成损害的食品是未经加工、制作而供人食用或饮用的原料，即不符合“产品”的要求;第二，追究生产者的责任，生产者对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存在故意或受害人难以证明该项故意存在;第三，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造成该食品以外的财产损害或造成人身损害但未达到“死亡或健康严重损害”的程度。在出现以上法律事实的情况下，应当认为，所适用之特定法条就该法律事实取得特别法的地位，应当优先适用。排除以上情形，《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与《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的构成要件重叠，从规范的目的来看，无法得出其中之一请求权排除另一请求权适用。从赔偿数额的计算来看，“价款十倍”以食品价格为基点，“相应的惩罚性赔偿”包含了侵权人恶意、损害程度等因素的综合考虑，从保护消费者权益出发，应当允许两种请求权竞合，由受害人根据个案选择更有利于自身的法律效果。

(三)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销售者故意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作为合同当事人的消费者得依据《合同法》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造成消费者死亡或严重健康损害的，销售者的行为同时满足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此时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构成竞合。针对此种竞合情况，《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继承了源自德国的选择性竞合的法律技术，即允许消费者做出选择，请求销售者承担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

在此基础上，消费者能否同时请求合同性与侵权性的惩罚性赔偿责任?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包含了对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对一个行为适用两种类型的惩罚性赔偿不符合一事不二罚的法律适用原则。从另一角度来看，既然惩罚性赔偿是依附于补偿性赔偿的责任类型，那么在消费者选择确定补偿性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类型后，应根据该选择，确定适用合同或者侵权性质的惩罚性赔偿。具体而言，消费者选择违约责任的，可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请求销售者支付价款或服务费用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此种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性质依附于合同上的请求权，亦为合同责任。消费者选择侵权责任的，可以进一步依据侵权性惩罚性赔偿责任内部竞合的选择方法，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与《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当中做出选择，依据前者要求销售者承担与其损害等各方面情况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或依据后者要求消费者支付价款或服务费用十倍的惩罚性赔偿。

在方法论上，人们把由个别要素组成的，无抵触的，有序的关联体称为“系统”{23}。在调整食品安全责任的各项规范中，允许竞合及选择请求权使惩罚性赔偿的各项规范成为一个体系化的能够有效规范社会生活的系统。这一做法也有效回应了学者对于《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惩罚性赔偿标准过低以及《侵权责任法》惩罚性赔偿要件过于严苛的诟病。造成消费者死亡或健康严重损害的案件中，消费者可以选择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请求支付以所受损害为计算基点同时考虑主观恶性等因素的惩罚性赔偿，其效果与学者所推崇的灵活、有力的美国式惩罚性赔偿无异。在此类案件中，如若食品经营者并无故意或消费者难以证明该故意存在，或固有利益损害尚未达到严重程度，消费者仍可以退而选择合同责任或者侵权责任，都得以适用《食品安全法》的十倍赔偿。如此，三法在对于食品安全责任中的惩罚性赔偿问题的调整上，形成了轻重有序、内部和谐的规范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