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 生还是不生

全面二孩 生还是不生

"全面二孩"后计生专干人员考虑自己是否再生一个

生，还是不生?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公布全面二孩后，曲莉的朋友圈就被同一个问题持续刷爆。在居委会担任计生专干的她，俨然成为朋友圈里的免费咨询师：政策啥时候落地?怎么办手续?国家会不会有奖励?

“我身边的同龄人，现在都在考虑要不要生。”曲莉是70后，朋友圈几乎都是怀抱大家庭梦想的同龄人，纷至沓来的咨询让她原本繁忙的工作延伸到了日常生活中，但她只能回答：政策还没落地，我也不知道。

为了不误导居民，社区现存的计生宣传手册已经停止发放。曲莉在等待着政策的落地，这不仅关系到她的工作，也在影响着她：我自己要不要再生一个?

见证并预感迟早开放全面二孩

曲莉是北京市海淀区某街道下属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从2009年起，她陆陆续续做了四年的人口与计生工作。

“我们居委会人手不够，所以其他工作我们也得做，比如慰问独居老人、组织他们相聚之类。”曲莉说，正是亲眼见到这些老人的现状，让她感觉计生政策该改了。

“我们社区独居老人挺多的，我们有时候去家里慰问，都拉着你不让你走，感觉特别无助、特别想找人说说话，看到他们就像看到自己的未来。所以计生政策真该改了，以前生孩子还多，只是有的不在身边还尚且这样，像我们只有一个的，以后孩子负担多重啊。”

双独二孩开放时，曲莉还不是计生专干。从单独二孩开始，她见证了政策的变迁与效果。

“单独二孩是2013年开始的，我们会给申请者一个单子，上面写了他们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并且给他们提供各种表格和制式的证明材料，帮他们去街道申请。从2013年到现在，我们社区有几十个申请的。”曲莉说，她所在的社区有两千多户，而两年来，申请二孩的单独家庭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因此她预感，“十三五”会开放全面二孩。

“本来国家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就说是三十年，1985年到现在，刚好三十年，而且咱们国家人口老龄化的严重程度连小孩子都知道了，开放二孩肯定是必然的。”

虽然有预感，但全会公报直接宣布开放，还是让曲莉觉得很意外。“计生办现在还没跟我们开会说这事儿，新的具体政策应该主要讲关于奖励惩罚的规则，我估计明年初能下来。”

目前，曲莉已经暂停发放现存的宣传材料了。“二孩开放以后，这些材料都过时了，不能用了。这就得把握好，不能随便再宣传了，我们12月份的知识竞赛肯定也要根据全面二孩进行改动。”

70后生育意愿最强也最纠结

曲莉早已经被朋友们问过一轮了：“大家都在问政策，尤其我们70后都很纠结。70后要再生就是高龄产妇了，本来就已经这病那病的了，精力和体力也已经不像20多岁的时候，40多岁再带孩子就没法上班了。从兴奋中冷静下来还是觉得困难重重，还是需要很大勇气。”

作为70后，曲莉感觉这一代人还是比较传统，大部分人都还很向往大家庭的生活。据她的观察，政策出来后，70后的生育意愿是很强的，只是因为财力、精力等现实条件的限制，才会陷入生与不生的两难境地之中。

不仅是朋友，1972年出生的曲莉也在考虑要不要再生一个，但繁重的工作和年龄让她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曲莉感叹，要是政策早几年出台就好了：“早几年出来，我才三十多，精力和身体条件就更好一些。”

同时她发现，80后、90后更独立，想生二孩的就比较少。“我弟弟弟媳就是80后，有条件再生，但人家就不想再生了，觉得带孩子太累。这可能就是我们70后跟他们的区别吧，他们更独立更自我一些。”

“每天光档案工作都做不完”

“我的工作内容叫做人口与计划生育服务，可人们总以为我们整天就是抓超生。”曲莉说起人们对计生工作的误解，也是颇为无奈。

“很多人以为计生干部就是抓超生，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人口与计生工作，不光是控制人口，优生优育、生殖服务、婴幼儿早教，这都是我们的工作内容。前一阵儿大家都去考了生殖健康咨询师、婴幼儿早教护理师，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居民。”

曲莉说，之前控制人口可能是计生干部的主业，但是其实辅助性的工作一点儿不少。她的日常工作可以分为五大块：咨询、出具各类证明、协助申报生育相关补助、计生宣教与人口信息更新。

“平常咨询做得比较多。其次就是办理一些盖章事宜、出具一些证明材料，比如婚育证明。第三是帮助申领伤残死亡独生子女特抚家庭的补助和一些其他的补助和奖励。”

而计生宣教主要是发放计生工具和宣传计划生育，“世界人口日、计生协会会员活动日、计生法颁布纪念日，这些日子我们都会发一些宣传手册，内容包括计生政策、优生优育等。我们还会给育龄妇女发叶酸。每年街道也会给一些体检名额，我们就会带着社区里一些育龄妇女去。”

除此之外，计生专干还负责社区全体人口的信息录入与更新工作，每个人几十条基本信息，比公安户籍的资料更为详细。“建育龄妇女卡片，建母婴健康档案，每天光档案工作都做不完，周末都要加班。”

“有些不讲理的甚至要打人”

“我们给人家开各种证明的时候，比如婚育证明，得要对方出示很多证件，人家就觉得我们为难他们，可这是上面规定我们要这么做的。”曲莉感叹，基层计生干部工作的难点，就是卡在上级规定和群众需求之间难以两全：“比如说有人的独生子女证丢了，或者时间太早还没有独生子女证，现在办很多事需要这个证。他们觉得我是社区居民，你就得给我开，但是你要求他出示很多材料，他又觉得麻烦，所以就会有冲突。”

曲莉说，以计生专干最常开的婚育证明为例，社区主要负责给无业的居民开婚育证明，可是现在很多档案不在社区的人，也会要求社区给开证明。“有些人档案是在人才中心，他要领生育服务证，人才中心就要求他来社区开婚育证明，但是他档案不在这里。我就得向片儿长、楼长来了解他的情况，如果情况属实，还要他写一个承诺书，才会给他开。”

然而，这个了解情况的过程就会被一些人视为是在窥探隐私。“有些人可能过去一些事情不想人知道，比如犯过法，他就觉得你是故意挖他隐私，有些不讲理的甚至要打人。”

即使这样，她也无法省略每一个步骤，因为这是工作流程的要求：“我必须找证人证明你的情况，这是我最基本的职责。”

“一有怀孕的热心群众就来汇报”

工作繁杂，人手短缺，为了及时掌握社区人口的变化情况，片儿长、楼长和计生宣传员成为了曲莉工作的重要助手。

“这个队伍有一百多人，岁数都挺大，但都很认真。每年我们会组织一次计生文艺汇演和计生知识竞赛，还有计生药具知识和优生优育讲座，相当于也给他们做培训。”曲莉说，当社区里有流动人口怀孕的，这些热心群众就会来跟她汇报，她再去了解对方情况，看是否符合生二孩的条件。

“不同人群的政策不一样，比如农村的头胎是女儿就允许生第二个。我们主要就是依靠这些群众提供信息，我们才能去查。如果光靠我们的力量，光是档案工作就做不完，根本不可能天天去社区转。”

曲莉感叹，计生工作政策性强，要负担的责任很大，所以居委会里谁都不乐意干。“不能超生，这就是硬指标。只要社区居民里有超生的，那整个社区的工作就是一票否决制，不要参加评优评奖了。”

所幸她所在社区是部队大院，计生宣教做得比较到位，居民也比较守纪律，所以近几年并没有发生因为超生而影响整个社区评优的情况。曲莉也在期待着，全面二孩放开了，“一票否决制”这个计生专干最大的压力源能够成为历史。